黃偉豪﹕從毛澤東董建華 到梁振英 ——富有中國革命特色的香港管治

由被認為有濃厚左派背景的梁振英當選特首後，很多人均憂慮中央及它在香港的代表，即西環的中聯辦對香港管治的干預已愈來愈深和明目張膽，使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這個中央對港人許下的承諾，蕩然無存。

在這個被「一國兩制」可能快將成為「一國一制」的陰霾籠罩的一刻，無論從實際的政治分析或學術研究角度出發，均有急切必要去思考一些重要問題，就是在「一國兩制」不斷被削弱下，香港的管治會變成怎樣？中央會怎樣管治香港？

從鄧小平當初構思「一國兩制」這個概念時的想法出發，「一國兩制」的作用就恍如一道防波堤，安全地分隔開中國內地和香港兩套截然不同的制度，使到在「河水不犯井水」的情下，香港可以不需要受內地干預而繼續在九七後積極地發揮自己的長處和優勢。因此，在「一國兩制」再不能發揮其應有作用下，結果就有如洪水決堤，香港這個小井會被內地的巨流所淹沒和同質化。香港的管治模式，將會和國內的一套愈來愈相似。

《毛澤東的無形的手》

因此，要了解香港，便要先了解中國，而在了解當代中國的管治模式上，在中國研究的學術界裏，近年有了突破的進展，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由Heilmann和Perry合編及著有、哈佛大學2011年出版，名為《毛澤東的無形的手：中國適應性管治的政治基礎》一書〔1〕。

在Heilmann和Perry兩位已從事中國研究多年的資深學者眼中，中國的個案是社會科學中的黑天鵝（black swan），即此一新鮮、獨特、前所未見而又難以解釋的現象。中國發展弔詭的地方，是若把它當作社會主義或共產國家看待，它卻沒有和蘇聯及東歐前共產國家般倒台或瓦解，另一方面，若把它當作一般西方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國家作研究，它又是一個不能被現有理論合理解釋的例外和特殊個案，因為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我們看不見在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以至是民間社會的發展上，中國有同步和相應的改善。

游擊隊的政策風格

要解答中國發展的弔詭和矛盾之謎，書中最核心及最有突破性的論點是，影響中國管治最深遠的，並非其實體的政治制度，或是社會主義或市場經濟等簡單、外來和典型的傳統意識形態，而是源自毛澤東在革命期間所建立的一套思想和管治理論。其目的在於在一個瞬息萬變的外在環境下，仍能不斷地自我更生，有效地打擊敵人，從而取得最後勝利，兩位作者因而稱之為游擊隊的政策風格（guerilla policy style）。

作者選取《毛澤東的無形的手》這一個書名，是正正要清楚指出，雖然中國的革命已結束多時，共產黨亦早已成功得到權力及建國多年，而毛澤東本人亦已離世30多年，但原來源自他的政治及革命思想，仍然像一對無形的手，時刻和重大地影響覑中國的管治模式和各方面的重要發展。

推而廣之，在「一國兩制」不再有效運作下，毛澤東革命思想的無形之手將會伸延至香港。事實上，自回歸以來，這方面的發展已有一定的舻象。即使在董建華年代是「商人治港」，但左派已在香港管治上有相當大影響力。在此亦不得不提及2002年董建華完成第一個任期後，劉兆佳便編寫了《董建華的首個任期》一書〔2〕！當中一眾學者所分析和觀察到的管治問題和現象，均和Heilmann和Perry所提出的毛澤東的無形之手的政策風格，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相比董建華，梁振英的紅色背景更濃厚，因此，了解毛澤東的無形之手，對了解梁振英的管治思維和模式，應該有相當大的預言能力。毛澤東、董建華和梁振英，在管治理念上，可以是一脈相承。

四大方面

綜合來說，根據Heilmann和Perry的分析，游擊隊的政策風格可以分成四大方面：

‧首先，在政治與行政層面上，是要強調制度的可塑性（plasticity），輕視官僚的制度、程序和法規，不信任公務員等規範性的制度。官僚只是淪為執行的工具，甚至在某些情下，可以被視作改革的阻力，需要發動群眾和輿論來把它打擊和整治。這一原則的好處是政治領袖可以在不被制衡下，盡快推行自己的改革目標，但壞處自然是缺乏政治問責和制衡，造成貪污濫權。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董建華或是梁振英，均大力支持問責制，削弱公務員對自己的政策阻力，梁在陳冉的招聘上亦不尊重既有制度，而他亦曾指出公務員「習非成是」。以上的一切是毛澤東的無形的手，還是只是一場巧合？

‧在法律層面上，毛澤東的無形的手自然視法律為工具和手段，而不認同西方法治的觀念。

‧在社會層面上，一方面喜愛走入群眾，聽取意見，但另一方面卻刻意製造社會分化和矛盾，甚至不時拉一派來打另一派，目的不外乎在了解群眾、建立統治合法性的同時，不容許公民社會的發展，使到在社會上不會有強大動員能力和足以挑戰自己管治的組織出現。

‧最後，在經濟層面上，是愛以實驗和試點方式推行政策，及定立數字化的「硬目標」，八萬五的建屋目標及雙非孕婦的零配額均可能是適用例子。

有些意見可能認為，香港的管治和中國變得愈來愈相似，未必是壞事，因為君不見中國已變得愈來愈強大，但這其實是一個錯誤和十分危險的說法。首先，中國和香港的背景和情完全不同，應用於中國並不等於適用於香港。前者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香港已是成熟的後工業化經濟，有活躍的公民社會、很強的法治和對民主的信念。強行在香港推行毛澤東的無形的手，必定會破壞香港不少的優勢和價值。

要使香港成功

並非要中國和香港相同

而且，正如我們在學習投資的時候經常會聽到的一句忠告，「過往的表現未必能夠反映將來的表現」，《毛澤東的無形的手》的兩位編者兼作者在書中再三強調，在中國內部不穩定因素不斷增加的情下，所謂的游擊隊政策風格是否可以再繼續有效推動中國發展，是一個疑問。不少分析均相信，萬一中國經濟表現放緩，便會對現有的管治模式構成重大壓力，甚至推至崩潰邊緣。而在全球經濟不斷放慢的不景氣下，這一天可能距離現在已不太遠了！

因此，要使香港繼續成功，要訣並非要中國和香港變得相同，而是了解兩者的不同。

參考資料

1. Heilmann, Sebastian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2011) 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 Lau, Siu-Kai, ed. (2002) The First Tung Chee-Hwa Administration: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香港 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