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需要马丁·路德·金与曼德拉式的人物

二十世纪有两位对人类历史的走向产生巨大影响的黑人政治家和基督徒：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图图大主教说过：“曼德拉是上帝给南非的礼物，也是南非给世界的礼物。”同样的说法也可以套用到马丁·路德·金身上：“马丁·路德·金是上帝给美国的礼物，也是美国给世界的礼物。”这两个人都行过死荫的幽谷，都经受过牢狱之灾和暴力对待，都承受过无数人的敌视与诽谤；这两个人也有过软弱与失败，他们的身上存在着所有平凡人都有的缺陷与罪性；然而，他们靠着基督信仰，靠着上帝的恩典，最终不仅成就了一段伟大的人生，还如同带领犹太人出埃及的摩西一样，带领黑人同胞因真理得自由，让上帝所创造之人的荣耀得以呈现与彰显。



不是圣人，而是罪人

很多人将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看作毫无瑕疵的圣人。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如圣经所说，这个世界上一个义人也没有，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自然也不例外。

马丁·路德·金生长在一个牧师家庭，婴孩时候便接受了洗礼，但在青年时代，他经历了一段严重的精神危机。他一度放弃基督信仰而迷恋尼采的超人哲学：“对爱的信心受到尼采哲学的动摇。尼采对权力的荣耀是他从对普通人的蔑视中发展而来。他攻击了整个希伯来－基督教的道德体系，包括敬虔、谦卑的美德，对未来美好世界的关注以及对苦难的态度，尼采认为这是对软弱的赞美，是不得已的心甘情愿。他期待超人的出现，超人超过人就像人超过猿一样。”爱因斯坦说过，一个人在年轻时候如果不是左派，说明他缺乏良知；在中年以后如果仍是左派，则说明他缺少理智。我只同意后半句——也有少数年轻时不是左派的智者，他们并不缺少良知。不过，前半句确实表明了近代以来左派思潮对年轻人磁铁般的吸引力。大学时代，马丁·路德·金接触到各领风骚的哲学和思想，如边沁和穆勒的实用主义、马克思和列宁的革命方式、霍布斯的社会契约理论、卢梭的“返回自然”的乐观主义、尼采的超人哲学等，但他“并未获得学术上和道德上的满足”。最终，他回到圣经，在圣经中汲取智慧与力量。

即便成为美国黑人民权领袖、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丁·路德·金仍未摆脱罪的辖制。他有过婚外情，一度与暴力抗争的黑豹党往来密切，但上帝并没有抛弃他。上帝使用的正是罪人和不完全的人参与其神圣的事工，每一个上帝的仆人都是“戴罪立功者”。对此，金本人心知肚明，他对一位亲密的朋友说：“你不用出去对人说，马丁·路德·金是个圣人。事实并非如此。我希望今天早上你已经了解，和所有其他上帝的孩子一样，我也是个罪人。但是我想成为一个好人。我希望有一天一个声音对我说：‘我悦纳你，祝福你，因为你努力过。这是好的。’”

终其一生，马丁·路德·金不仅一直在进行外部的争战——特别是与种族主义者的斗争；更在进行内在的争战——与自我内心黑暗的斗争。他在遇刺前发表的最后演讲中，坦率地指出：“每个人心中都有战争，是内部战争。无论你是谁，身处何方，你的生命中都会有这样一场内心的战斗。每当你想行善，就有一种力量阻止你，要你恨，每当你表现出仁爱，与人为善，就有力量让人去嫉妒艳羡，去恶意诽谤。你内心经历着一场自我战争。”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真实的心灵状态：虽然我是如此不堪，但靠着上帝的恩典，我还可以站立得住。

与马丁·路德·金一样，曼德拉也经历过对信仰的怀疑与反叛。作为黑人部落中的贵族后裔，曼德拉从小被送到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念书，后来成为卫理公会会友。但在青年时代，由于受到世俗主义的冲击，并目睹南非社会尖锐的种族冲突和贫富悬殊，他参与黑人反抗运动，在组织中是最激进的“愤青”，主张以武装斗争反抗白人政权。他被授权组建一个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保持独立的新的军事组织，名为“民族长矛军”。曼德拉在自传中写道：“我从来没有当过兵，从来没有打过仗，也从来没有朝敌人开过枪。但是，组建军队的任务却落到了我的头上。”

紧接着长达二十七年的牢狱之灾，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炼狱。正是在条件极端恶劣的监狱中，曼德拉有了“与自己交谈”的机会。他开始对外在的反抗方式和内在的心灵世界有了深切反省。这两者又互为表里、互相激荡。“偶然间，你就会发现监狱是自我的理想场所，同时也是从现实的角度定期探寻个人的思想和感情的理想场所。”在省思外部的反抗方式上，每当他看到一篇暴力冲突导致大量平民伤亡的报道，都心痛如刀搅。当暴力冲突席卷全国的时候，他终于意识到，寻求和平、达成和解的时刻到来了。和，比战更难，他祈祷上帝给自己倡导和解的力量。另一方面，在探寻内在的心灵世界的阴影时，曼德拉毫不掩饰地承认，当年自己身上综合了所有年轻人的缺点，“脆弱、轻率、爱犯错”，“我要靠表现得狂妄自大来掩盖缺点”。他有过外遇，打过老婆，还有私生子。那是一段不能抹煞的历史，但他靠着信仰超越和提升了自我。

曼德拉将最重要的自传命名为《与自己交谈》，正如他所说：“监狱不能带给一个人什么，但是在这里，一个人至少每天都有时间去反思自己全天的行为，去克服一些不好的方面，然后发挥出内在美好的方面。定期沉思，在每天睡觉前和自己对话十五分钟，是很有好处的。刚开始的时候，去剖析自己生活的负面因素或许很困难，但是一旦坚持尝试十次，就会得到很好的效果。”正是有了信仰的维度，知道人的罪性和有限性，曼德拉对自己获得的巨大的国际名声态度谨慎：“在狱中有件事深深困扰我，我不经意向世界展示了一个错误形象，被人当成是圣人。”由此，他重新定义了圣人的概念：“不要忘记，所谓的圣人其实就是不断努力尝试改进自我的罪人。”是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就是上帝的恩典的开端；而一旦僭妄到以为自己是圣人，就是走向灭亡的第一步。



非暴力抗争：爱与正义的平衡


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都是二十世纪倡导非暴力抗争的先驱。非暴力的思想来源于圣经，来源于耶稣对彼得“收刀入鞘”的教导。基督教不是一种软弱的、逆来顺受的信仰，在基督信仰中，始终强调爱与公义的平衡。追求公义、反抗暴政是上帝赋予人不可剥夺之权利，但基督教的公义与其他任何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所倡导的公义都不同——在基督教里，公义与爱，如同天使之两翼，有着平衡与搭配之关系。没有爱的公义，没有爱的反抗，便成了以暴易暴，便成了阶级斗争，便成了二十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的“革命”。

非暴力思想的形成，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便后来宣称“今天的问题不是要暴力还是非暴力的问题，而是要么选择非暴力，要么选择灭亡”的马丁·路德·金，也不是一开始就笃信非暴力抗争之理念。早年在是否选择非暴力上，他有过相当长时间的犹豫。在其大学时代，“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我对爱的能力已感到绝望。我认为唯一能解决种族隔离问题的方法是武力暴动。我认为基督教爱的道德只限于人际关系，我看不出它是如何在社会冲突中起作用”。可见，他对非暴力理念的怀疑与他在信仰的晃动是同步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各种思潮和策略彼此竞争。正在马丁·路德·金无所适从的时候，蒙哥马利运动不期然地出现了。金不是始作俑者，却最早触摸到了其强大的脉动。后来， 金在“非暴力与社会变革”第一届短训班的课程中指出：“那天晚上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开始了一场运动，这场运动赢得了全世界的人们的敬佩。但上帝仍拥有神秘的方式施行自己的奇迹。似乎上帝决定要使用蒙哥马利，使其成为美国自由与正义斗争和胜利的试验场所。”上帝的安排超过任何人的计划和设计，上帝第一步使用了蒙哥马利的普通民众，第二步使用了马丁·路德·金，让这个年轻的牧师脱颖而出。

很快，马丁·路德·金成了这场运动的中流砥柱，他逐渐确立了非暴力抗争的原则。他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并没有错。我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错。如果我们错了，那么这个国家的最高法院就错了；如果我们错了，那么《美国宪法》就错了；那么拿撒勒人耶稣只不过是从未来到地上的乌托邦梦想者。我们在此下定决心在蒙哥马利努力奋斗直至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他的演讲直接从圣经中汲取亮光，那里才有光源。他深知，真正的领袖不是他自己，而是上帝：“我们必须将上帝置于前方。让我们在所有行动中都做基督徒。但让我今晚告诉你们，我们仅仅谈论爱是不够的。爱是基督教信仰的关键之一。另一关键称为正义。站在爱后面的永远是正义。”

教导别人坚持非暴力容易，但当自己遇到暴力对待甚至暗杀袭击时，是否能保持非暴力的立场呢？当马丁·路德·金家中发生爆炸事件之后，他对那些愤怒地聚集到他家门口的黑人群众说：“不要恐慌，不要做任何恐慌的事，不要带武器。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记住这是上帝的道。我们不提倡暴力。我们想要爱我们的仇敌。我想要你们爱你们的仇敌。要善待他们，爱他们。让我们知道你们爱他们。”如此，人群才安静下来。在长期的抗争中，金认识到：“我承认，真正意义上的非暴力并不是一种某人出于便宜之计而使用的策略。非暴力是因其道德主张而被选定的一种生活方式。”

与马丁·路德·金相比，曼德拉有一个更加明显的从暴力转向非暴力的过程。早年，曼德拉决心以武装斗争反抗暴政。他学习了大量的武装斗争特别是游击战争的文献，如德尼斯·赖茨写的描述布尔战争期间布尔人的游击战术的《突击队》，如格瓦拉、毛泽东、卡斯特罗的著作，他甚至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发现是“毛泽东的决心和非传统思想把他引向了胜利。”那段时期，也正是他远离基督信仰的时期。他险些南辕北辙乃至饮鸩止渴。

当上帝的光芒照到幽暗的牢房中，曼德拉这才摆脱了那些带着“大救星”的面具的恶魔的诱惑，重新回归耶稣基督的爱与正义。长期的、残酷的武装斗争和杀戮，让南非的事态日渐恶化。曼德拉意识到，这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在国内，越来越多无辜者的生命被牺牲，离胜利的目标却越来越远；在国际社会，这种方式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当曼德拉被关进监狱的时候，“大赦国际从未支持过我们，这个组织不可能为坚持暴力的人撑腰”。他进而发现，非暴力抗争才最有力量，在这一过程中，以下几个理念至关重要——“让和平的信念深深植耕于人民的思想和做事的方法中”、“和平的力量要大于暴力”、“使用和平的手段可以让最坚定、最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人转变过来”。

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曼德拉与狱警之关系。对于那些凶暴的狱警，曼德拉说：“我们认为，所有的人甚至监狱里的狱警，都可以改变，所以要尽最大努力，设法让他们改变对我们的看法。”曼德拉被监禁了二十七年，狱警格雷戈里负责监督他二十年，最终成为倾心帮助他的真诚的朋友。格雷戈里甚至为狱中的曼德拉处理家庭危机，有一段时间曼德拉得知第二个儿子不肯上学而焦急万分，格雷戈里出面将马加索送进学校，以后又送他读大学。

曼德拉成为南非总统之后，格雷戈里在家中挂出了曼德拉出狱时写给他的一张卡片：

军士长格雷戈里：

二十年来我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今天结束了，但是我会永远记住你。谨向你和你的家人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并请接受我最深厚的友情。

纳尔逊·曼德拉

    这封信的力量，胜过一支武装到牙齿的军队。



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


一九六四年，马丁·路德·金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消息传出之时，他正在医院中检查身体，他的第一反应是：“我马上想到这个奖绝不仅仅是对我个人贡献的认可。这个奖证明民权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千百万人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每个人表现得都十分出色。”金并未居功自傲，而是将自己看作无数为人权而奋斗者中的一员。

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上，马丁·路德·金发表了一篇掷地有声的演讲，他指出：“今天，我是带着对美国也是对人类未来始终不渝的信念接受这个奖。……我相信，虽然正义遭难，遍体鳞伤，但是终将得到伸张，定要登上至高的宝座；我坚信，全世界人人都会有饭吃、有衣穿、身体得照顾，人人都能受教育享文化，思想得熏陶，人人有尊严、有平等、有自由，精神得享受。……这种信念激励着我们勇敢面对一切变化与未知，给我们疲惫的双脚注入新的力量，让我们继续大步迈向自由之城。”

而在此前一年，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面对二十五万名群众的那场题为《我有一个梦想》的气势磅礴、感人至深的演讲，已经成为历史经典。那一年，二十二岁的鲍勃?迪伦就站在马丁·路德·金身旁。演讲结束后，这位摇滚巨星即兴创作出了一首这篇演讲的民谣版，至于另一首《答案在风中飘》则成为了民权运动的宣言，多年不衰——“一个人要走多久的路，才能被称为一个人。一些人要生存多少年，才能被容许自由。”

邪恶的子弹结束了马丁·路德·金的肉体生命，却不能终结他的梦想与精神。与哀哭者同哀哭，与捆绑者同捆绑，这是耶稣的教导。自由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礼物，包括不同肤色和阶级的人。对于马丁·路德·金来说，只要还有一个人是不自由的，他就是不自由的。马丁·路德·金的梦想不仅在美国延续，而且在南非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谁能相信，曼德拉这样一个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战士，最后却与誓不两立的敌人——白人总统德克勒克共同缔造了一个崭新的南非。诺贝尔和平奖不会颁发给一个拥有千千万万人马的军事领袖，却会颁发给一名“化铁为犁”的手无寸铁的囚徒，曼德拉在自传中写道：“我与德克勒克先生共同分享了一九九三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这让我深受感动。对我来说，诺贝尔和平奖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涉及到南非的历史。”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日，曼德拉与德克勒克，一个出自压迫者一方，一个出自被压迫者一方，却一起携手出现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上，那一幕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常常有人问曼德拉，你怎么能够在经历那么多的苦难之后，与那个迫害你的政府的代表一起领奖？曼德拉回答说，他的梦想不是建立一个“黑人王国”。不，他完全没有。相反，他宽恕白人在南非犯下的所有罪行，努力使白人和黑人和解。真正的“和谐”，是黑白水乳交融，而不是去白存黑。用圣经中的话来说，就是“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二十七年漫长的牢狱生活，给曼德拉的身心带来严重的伤害，但他立志绝不向过去的仇敌和逼迫他的人报复。他说：“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然身陷牢狱。”从监狱出来的曼德拉，充满尊严、克制和使人和解的精神。他呼吁黑人克制复仇的欲望，“把长矛扔进大海”。一九九四年，曼德拉宣誓就任南非总统，四十年前的瑞佛尼亚审判，他所说的那段话言犹在耳：“我的一生已经奉献给了非洲人民的斗争事业。我在反对白人专政的同时，也反对黑人专政。我怀抱一个美好的梦想，那就是在南非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享有均等的机会。我将为这个梦想奋斗终生，并努力让它实现。然而，如果有必要，我随时准备为之献出自己的生命。”

Beyond乐队已故主唱黄家驹在一九九零年创作了《光辉岁月》一曲，歌词中直白地表现了曼德拉追求自由的理想与精神，体现了黄家驹对曼德拉的敬意——“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这首激荡起伏的歌，与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何其地相似！

你们若是不信，必定立得不稳。马丁·路德·金与曼德拉正是因着信仰，受苦，被缚，却拥有了真理与自由，带动他们的国家实现了社会转型和种族和解。

有人说，这条路太难走了。但是，若有上帝的帮助，便可行在正道中，稳如磐石。

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有或没有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这样的人物，结局会完全不一样。

那么，我们何不一试？

余杰，《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