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将发生经济危机

　　美国《时代》周刊资深记者迈克尔·舒曼(Michael Schuman ) 发表一篇针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展望的文章，该文章认为，中国如果不转变其经济发展模式，不久的将来，发生经济危机势在必然。

　　在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眼中，中国是坚不可摧的。在其他国家都深陷危机之时，中国似乎丝毫不受干扰，甚至有愈战愈勇之势。看来是任何事物也无法阻挡其迅猛前进的脚步了。中国无疑会取代深陷债务和分裂泥潭的美国，成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经济体。一些商人和决策者深信，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将是未来应对现代全球经济的一大法宝。

　　对此我的答案是：请君三思。

　　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影响日益增强，我毫不质疑其日后能发展成为一大经济强国。在诸多领域，中国已颇显强国风范。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就是完美无缺的，而且这些问题的来源不是别处，正是那个颇受部分欧美经济学家称赞的国家主义体制。我认为，如果中国不改变这条发展路线，等待它的将是一场毁灭性的经济危机。

　　对于中国经济之未来及其崩溃的可能性，我已经思考了很久，直到成文之时，我仍在犹豫是否该如此强烈地表达我的想法。原因在于，很难讲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数据少之又少，而且还不甚可靠。加之中国经济又是如此之独特——历史可曾目睹过，如此巨大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范围内如此迅速地崛起吗？很难找到有效的先例。再谈谈时间问题，要证明中国未来会发生一场大的危机，这很简单，但要预测这场危机会在何时降临，几乎不可能。下个月？明年？十年以后？事实上中国将会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稳定。所以，换句话说，当你想要提出一个类似我刚刚阐述的观点时，你要注意你很有可能会把它完全弄错。

　　在中国呆的时间越久，我就越确信其目前的经济体制是不可持续的。很多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会给出种种理由，论述这个国家是如何之独特，因此很多一般性的经济学规律对它并不适用。但是归根结底，经济学问题永远逃不出数学规律。而数字上的问题无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多大，发展速度多快以及国家地位如何强大。对于中国，它的数字出了问题。

　　这些数字上问题多数可归罪于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采用的是一种亚洲的传统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源自日本，但东亚很多发展迅猛的国家都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这种模式。通常来讲，它是这样运行的：1）通过低工资加速资本积累，再以高投资推动工业化和高出口，获得经济快速增长，2）国家的手操控整个经济过程，3）产业政策和政府注资双管齐下，加速发展高精尖产业。这种模式会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的经济进步，但终有一天它会崩溃。日本经济在1990年初彻底垮台（至今20年还没恢复）；韩国作为日本模式最忠实的复制者，也在1997-98年间遭受了经济危机。

　　这两国发生了什么？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艾丽丝·阿姆斯丹（Alice Amsden）对于韩国经济的研究模型，我们称之为“价格错位”。为促进高投资，保证高增长，这种模式依赖于于国家对于特定行业或部门直接投资或提供补助，从而增加其吸引力并减少其投资风险。国家向工业提供低息贷款，或者直接对某项目注资。控制汇率以鼓励出口，能源、出口等国家扶植项目获得种种补助。银行并非商业导向，在更大程度上是作为政府发展部门调控政策的工具。以上这些行为都会聚敛公共和私人的资本，并将其注入到工业化中，创造出一次又一次的亚洲经济奇迹。

　　问题是价格不能无限期地错误下去。古典经济学家们一直致力于通过市场找到正确的价格水平。只有这样，市场才能向潜在投资者发出正确的信号，指引其资金的流向。一旦价格指标被扭曲，那么正确投资方向将也不复存在。操纵价格的亚洲模式必然会导致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有补贴的公司不必像没有补贴的公司那样精打细算，这会导致他们做出错误的投资决定，比如建造不必要或是不实用的工厂和建筑物。最终，贷款变成坏账，银行破产倒闭。这正是在日本和韩国所发生的事情。尽管这两国的危机最终以不同的方式暴露出来——日本的资产泡沫破裂，韩国受到了外部冲击——但两国经济崩溃的原因是相同的：孱弱的银行、负债累累的企业以及不明智的投资。

　　中国也正沉湎与日本和韩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中，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接近50%，即便是以亚洲标准来衡量，这也太高了。对于这种高额的固定资产投资，其支持者通常解释为，作为一个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亟需其所正在建设的楼宇和公路。屈宏斌，这位精明的汇丰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在其最近的一份研究中做出了这样的推论：

　　最近市场上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已经过度投资，因此无法再依赖投资来维持其经济增长。我们对此持否定态度。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的确很高（46%）…但中国仍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当中，依然需要加大对铁路、医院和工业厂房的投资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需求。虽然近期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其交通运输能力，但中国的铁路网络仍不及美国1880年的水平…从经济角度看，我们估计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仅为美国的8%和韩国的15%。换句话说，中国的资本积累远未达到收益递减阶段；因此，中国需要更多的投资。

　　我完全同意这种说法。但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需要更多的投资，而在于中国是否获得了正确的投资。事实是在如此高的投资水平下，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的经济发展仍然问题重重，因此我的答案是没有。在中国愈演愈烈的产能过剩之路上，其投资问题可以略见一斑。在某些领域，如钢铁和太阳能电池板，这些企业挥霍着通常是从银行借来的钱，疯狂地建设了过多的工厂。此外，中国斥资建设了大量的高速铁路，而其高票价却让大多数国人无法负担得起。与此相比，中国很多主要城市仍没有地铁。

　　大量错误投资的另一个去向就是房地产行业。房地产开发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理论上来说，房地产开发是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的必经之路，但这也要看中国开发的是什么类型的房地产。在温州，一位房地产经纪人近日打出了买豪华公寓送宝马的宣传口号，在普通商品房依然紧缺的情况下，这显然是过度开发。在我北京的公寓的两边，有三个大型商场，而每日进出的顾客却寥寥无几。于此同时，作为中国的首都，同时也是中国的重点建设区域，高端办公楼依然供不应求，租金甚至超过了纽约。而很多在建的办公楼在质量上并不能满足大公司的需要。

　　更糟的是，中国的大部分投资都依赖于负债。中国经济的债务水平一直都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评级机构惠誉估计中国2011年的银行信贷额相当于整个国家GDP的185%，在3年的时间里增加了56%。尽管这种状况尚未对中国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但很多分析者担心银行最终会面临不良贷款增加的问题。《金融时报》报道近日表示，中国政府已下令，要求银行翻转地方政府所欠的1.7万亿美元的贷款，这似乎已经预示着山雨欲来。如果情况属实，我们将能掌握两个关键问题：1）政府部门投入到项目中的钱打了水漂，他们没能挣到足够的钱还债，2）银行账面上的贷款并没有官方数据所说的那么可信。此外，政府能够聚敛如此巨额的银行贷款也说明了中国的金融部门法治的严重缺失。从技术上讲，地方政府应该是禁止从银行贷款的。同时，由于地方政府机构积欠了他们无力偿还的贷款，很多小企业，尤其是私人企业，将无法从银行筹集足够的资金，濒临在破产的边缘。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一次危机已渐成雏形：过多的错误投资，包括由贷款和政府官员推动的庞大的房地产热潮。听起来熟悉吗？危机，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中国领导人不采取行动，重新定位经济方向的话。好消息是，至少已经有一些高层决策者意识到中国需要做出改变。在一个又一个政策指示中，政府承诺改革。问题是，中国政府甚至不能采纳自己的意见。中国经济需要重新调整，削减投资和出口份额，向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更加注重质的提高而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追求量的增长。这样才能阻止危机或至少延缓危机到来的时间。是的，中国消费者在全球比重不断上升，但中国的储蓄仍然过高，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仍然过低。为了调整经济模式，政府本应采取一系列措施——例如，降低进口商品的高额进口税，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这么做。更严重的是，政府在制定正确价格方面无所作为。货币仍被牢牢控制着，利率改革也毫无进展。因此，中国境内的投资者依然在错误的价格信号指引下从事金融活动。

　　为什么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不愿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他么害怕增长速度回降下来。的确，最新的五年计划对于年GDP增长的目标是7%。但在我看来，每次GDP涨幅跌至两位数以下时，中国的领导层就会坐立不安，然后再次催动经济加快转速。2011年第四季度，GDP涨幅飙至8.9%，但对于中国的领导人来说，这还远远不够。他们已经着手再次放宽信用额度，给本已负债累累的经济雪上加霜。

　　当我向中国观察家们阐述这一系列观点时，我通常会被批评——我被告知，北京的执政者们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的确，在近年来如此瞬息万变的经济浪潮之中，中国的决策者们表现得相当出色。但是，任何股票投资者都非常清楚，过去的业绩并不能保证未来的业绩。早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分析家也认为日本的官员们近乎于超人。但现在因循守旧的日本官僚主义已被视为其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之一。今天，中国的官僚主义正面临着了导致日本官僚误入歧途的同样的问题——他们相信经济可以由人来操纵。而古典经济学的工具——矫正价格——则是次要的。当你能够直接告诉银行该怎么去做时，还何必要用那些抽象得措施比如说利率来引导经济呢？

　　也正是这种态度毁掉了日本的经济奇迹，现在我看到中国正走向同样的命运。日本无法逃脱基本数学的规律。因此无论其决策者是何等之伟大，中国也不可能违背数学规律。如果非要给这场危机预测一个时间的话？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历史。日本和韩国都是在启动亚洲发展模式的35个年头后遭遇的危机——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1989年，韩国是从1962年开始到1997年。这样算来，中国的危机大约在2014-2015年左右。我无意于预测某个准确的日期。我想说的是，危机迫在眉睫，解决经济弊病，中国须快马加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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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克尔·舒曼（《时代》周刊），原载: 《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