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李南友（遺作）
（續前）在囚室中
于浩成被捕，家中無人知道。因為自從他被送進了學習班起，實際上已經被隔離起來。只是在他被捕之後，女兒于紅到公安大學領工資時，發現于浩成的工資已被停發，爸爸也失蹤了。于紅哭著回到家中。
不久，于浩成家又被抄了一次，這一次，于浩成的日記本全部被抄走。
1968年，43歲的于浩成，被投進了有四五個平方米的單人牢房。他就像阿Q被人從土穀祠中抓去坐牢一樣，實在不清楚自己何罪之有？只知道公安部大部分領導幹部都被抓起來了。
失 去了自由，方知道自由的可貴。黑洞洞的不見天日的監獄生活，實在太難熬了。然而，對於于浩成來說，最難熬的就是不讓看書。多年來從事文字工作，養成手不釋 卷的習慣，現在卻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坐牢後除隨身攜帶的一本小紅書外，一無所有。半年後經過多次請求，才恩准他看過期好幾天的《人民日報》。這已經使失去 了自由的于浩成感到巨大的滿足了。從此，他每天一個字一個字的看那已經過期幾天的《人民日報》，他相信自己從未漏掉過一個字，更別說一條消息。然而即使這 樣，一張報紙也很快就看完了。後來，在百無聊賴之際，他忽然想到編些詩句，他記得從很小的時候起，父親就教他吟誦唐詩宋詞。在監獄中，他儘管吟出了一些自 鳴得意的詩句，但“吟罷低眉無寫處”，所以事後大部分忘卻了。現在只有一首《獄中吟》，收入他送去出版的《新綠書屋詩抄》中。但他的《新綠書屋詩抄》手稿 卻被出版社丟失了。不過他告訴我，出版社答應繼續尋找，並交給我一首他寫的步知堂先生原韻的打油詩：“自從被捕離了家，身穿黑衣似袈裟。窗前終日聽笑駡， 世路崎嶇曲似蛇。屈指常把年月算，心事重重亂入麻。何日方得出牢去，重回書齋喝釅茶。”
他當時的要求並不高，只是“重回書齋喝釅茶”。但是一日又一日，沒人過問，沒人提審，只有看守一日3次送來的囚飯。
在秦城監獄，半個月，有時一個月，可以“放風”一次，就是可以在高牆內走動半個小時。但不能同任何人交談，事實上，也無人交談。高牆四周，有碉堡，鐵絲網，有荷槍實彈的看守，真是插翅難飛。
1969年底，黨的九大召開了。人們敲鑼打鼓，歡呼九大的勝利召開。于浩成他們也很激動，他們以為，這一次誤會該解除了。又是一個月，兩個月過去了，仍然沒被提審，只是對他外調的人越來越多了。于浩成決心上書中央，要求中央儘早處理他的問題，並要求與家屬見面。
他夢寐以求的日子終於來到了，一天，突然有4個穿著軍裝的人提審了他，于浩成被帶上了辦公樓的第二層。
沒 有提問，卻聽到一個人吼道：“于浩成，你這個現行反革命分子，不老老實實交代問題，反而趁機翻案。你不要錯誤估計形勢。黨的九大的召開，意味著我們無產階 級專政的進一步鞏固。人民大眾開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難受之時，你這樣反撲，不僅徒勞，而且是罪上加罪，死不改悔，只有自取滅亡。擺在你面前的，只有一 條光明大道，就是老老實實地交待你的罪行，否則絕沒有好下場！”
提審他的人逼他收回上訴材料，並加以銷毀。
但是這位呆公可不怕威逼利誘。他說：“我作為共產黨員，我有權利向中央提出申訴，要求搞清楚我的問題。既然認為我這樣做是罪上加罪，那好，你們可以將這些材料保存起來，作為我的罪證，好給我加罪！”
提審的人冷笑了一聲，隨即有兩個人衝上來，擰著于浩成的耳朵與胳膊，並用拳頭猛擊他的背部。
“你這個死反革命，太猖狂了！”
于 浩成注意到，這幾個法西斯式的人物，帽子上還閃耀著解放軍的帽徽，多麼奇妙的諷刺，他感到為之奮鬥的理想被玷污了。當年自己也正是戴著這樣的紅星帽徽，到 了延安，後來又調到張家口工作，進了天津城……然而現在，他卻被戴著同樣帽徽、領章的人在毆打，被罵為“死反革命分子”！
于浩成又回到了寒冷的單人牢房，他渾身疼痛，在完全失去自由的牢房中，他回顧了自己的一生所走過的道路，並細細地想了想中國最近幾年來發生的怪事。
過去，看到周圍有些認識的同志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他雖然也產生過疑問，然而總不如自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體會來得深刻、真切。中國究竟怎麼了？
1971 年6月7日，于浩成作為中央二辦的犯人，在監獄度過了3年零1個月後，又突然被傳呼到監獄辦公室，這次，雖然沒有稱他為現行反革命分子，然而仍然面無表情 地向他宣佈：“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于浩成，經審查，結論如下：假黨員，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開除黨籍，每月發給30元生活費，送到五七幹校，由革命群眾監 督勞動。”
儘管于浩成覺得冤枉，但事情總算有了進展。
于浩成換去了囚衣，提上了一個小包裹，離開了這 個使他終生不能忘懷的地方。正是當自己失去自由的時候，他才更加體會到自由的可貴。于浩成想起了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名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 由故，兩者皆可拋。他決心為自己，也為千千萬萬中國人奮鬥，他明白，一個法律不健全的國家，公民是無法運用法律保護自己的。
沒有圍牆的監獄
蘇聯有個古拉格群島，是專門迫害政治犯的地方。“文革”中發明了“五七幹校”，名之曰是鍛煉幹部的地方，實際上是變相的勞改營。
于 浩成從秦城監獄出來，限令他回家一個月內，整理東西，然後到湖北沙洋公安部五七幹校。他出獄後要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憑監獄的證明，去辦戶口手續，因為在 他蹲監獄時，他的戶口已註銷了。三年多的監獄生活，使于浩成的身心受到極度的摧殘，即使走出秦城監獄，他精神上依舊背著沉重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假黨員 等十字架。他不過是從那個四周有高牆的監獄，來到了沒有高牆的空曠的無形的牢房。
在別人的吆喝聲中，每天120擔的大糞和井水壓在這位白面書生的肩上，他一步步艱難地向前走去。刺骨的寒風裡，他得下稻田插秧——你是來強迫改造的。
到幹校不久，他接到家信，愛人得了子宮瘤，需要馬上做手術，醫院要求家屬簽字。他考慮再三，才向軍代表提出了請假的要求，然而掌握著生殺大權的軍代表鐵青著臉回答他：“你在這裡要老老實實接受群眾監督，進行改造，不能回家。”
即 使在挑大糞時淌著汗珠還樂呵呵的于浩成真有點被激怒了，大不了再回秦城監獄去，他憤慨的對軍代表說：“你們不讓我回去，如果我愛人做手術出了問題，你們要 負責。”軍代表一聽這話氣急敗壞地嚷：“什麼！你這個反革命修正分子，膽大妄為，抗拒改造，像你這種屬於敵我矛盾的人還有什麼假期。”軍代表沒有完結，又 組織連隊，班組對于浩成進行批判。但是這位被人稱之為呆公的于浩成從來沒有在強權下低過頭。一次他以戲謔的心情抄了晉人嵇康《太歲箴》中的四句話：“刑本 懲暴，今以脅賢，昔為天下，今為一人。”這位呆公端端正正地抄好，傳給周圍的知友們看，大家相對一笑，心照不宣，歷史畢竟不是永遠由少數獨裁者書寫的。但 也有人勸于浩成，這個字條萬一落到軍代表和自稱“無產階級革命派”的人手中，那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于浩成也提心吊膽了多日，後來看看沒有動靜，也就放心下 來了。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一夥垮了台，儘管中央有紅頭文件下達到每一個街道老太太，但是于浩成沒有權利聽取這些文件的內容。可 是他逐漸發現林彪的名字從報導上消失了，題有林彪語錄的大標語牌也逐漸被拆毀了。那批專門以整人吃飯的人，氣焰也沒有以前那麼囂張了，這位呆公猜想到，那 個最最親密的戰友和接班人，大概有問題了。
又過了一個時期，幹校領導通知于浩成回北京，中央二辦專案組向他宣佈，過去將他定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結論是不對的，于浩成同志的錯誤是屬於工作中的錯誤。此外，還給他補發了幾千元錢的工資，但是黨籍仍然沒有恢復，工作也仍然沒有分配。
（新史記》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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