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記者柯宇倩／薄熙來事件堪稱1971年林彪案後中共最大的政治危機，傳高層對此案的處理曾有過嚴重分歧，但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主任李成不同意這樣的說法。他在接受《明鏡》採訪時表示，薄熙來案讓中共面臨嚴峻的挑戰，如果處理不好，牽涉的不是某些領導人會落馬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共領導體制將受到巨大的衝擊，因此聯合起來是中共領導層的唯一途徑。
李成為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其研究領域包括中國高層政治和代際更替、中國國內區域發展、中國中產階級、美中關係等，已出版《通往中南海之路——十八大前高層領導群體》（明鏡出版社2012年出版）、《中國新一代領導人》、《變化中的中國政治版圖——民主的前景》、《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超越經濟轉型》等多部中、英文學術專著，目前兼任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NCUSCR）常務執行理事、美國國會中國工作小組顧問委員會委員、美國華裔菁英組織“百人會”的常務理事、美國當代國際事務研究所常務董事；2008年，李成先後擔任希拉里‧克林頓和奧巴馬的競選顧問。
薄案反映中國社會的成熟
李成4月中在NCUSCR舉行的電話會議上，分析了薄熙來落馬的原因和對中國政治發展的影響。李成表示，目前對於薄熙來事件的看法有三，第一，認為此事與中共派系鬥爭有關，第二，認為與薄熙來個人的政治企圖心有關，第三，認為與中共高層間的意識型態衝突有關：李成指出，三點都有道理，但沒有哪一點能確切描述整件事。
李成認為，薄熙來有非常強烈的派系認同，也是個政治投機者，並代表著中共極左的意識型態，但對於中共來說，真正的危機是王立軍和谷開來事件，兩事件都令中國民眾相當震驚，涉及的層級都非常高，也嚴重打擊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
李成分析，薄熙來之所以能掌權這麼久，主要歸因於中國政治的派系競爭與緊張關係。根據李成的觀察，中共有“一黨兩派”，一派是以太子黨為主，另一派是胡錦濤為代表的共青團。
在明鏡出版的《通往中南海之路——十八大前高層領導群體》一書中，李成指出，自90年代後期江澤民等第三代領導人真正掌權開始，政治局及其常委會逐漸形成了兩個非正式、半公開化的聯盟，至今越來越明顯，兩股勢力為了權力、影響力和政策控制力相互爭鬥，形成“一黨兩派”的情況，所謂的派就是一個同盟，某個同盟是由不同派系組合起來，現在這樣的爭鬥己不再是零和遊戲，而是勢均力敵、相互牽制，與中共近年來主張的黨內民主和權力制衡的呼聲相符。
李成在書中特別闡述了菁英同盟與平民同盟，菁英同盟裡，有太子黨、上海幫、海歸、企業領導，如今太子黨在政治局中占了28%的席位。民粹同盟的核心是共青團，團派在十七屆中央委員會裡占了23％，在政治局裡占了32％。李成認為，中國政治在鄧小平、毛澤東的強權人物政治結束後，派系鬥爭會越來越活躍，如此促成了派系角逐的半公開化，以及某些下屆常委角逐者的政治游說行動。
李成在電話會議中描述了兩派之間的抗衡：薄熙來素有“大砲”之稱，時時刻刻準備好攻擊對手，尤其是溫家寶，另一方面，胡錦濤和溫家寶也將薄熙來視為對手，認為薄熙來的個性將把中共帶向分裂。
只是，薄熙來在社會上還有三股主要力量的支持：第一，左派知識份子，即所謂的新左派；第二，部分太子黨，這些人或與薄熙來理念相同，或與薄熙來有共同的政治、經濟利益；第三個群體包含了不滿的民眾、認同薄熙來的平均主義、薄熙來打黑、或認為薄熙來是有能力領袖的人。
另一方面，薄熙來也有四群敵人。第一，自由派知識份子，這些人不只把薄熙來當作毛派，也將他視為納粹份子，第二個群體是司法專業人士，他們認為薄熙來在重慶和大連的許多作為踐踏法律，第三個群體為黨內菁英，其中也包括認為薄熙來不遵守黨紀、會給中國帶來麻煩的軍方領導，第四個群體是中國的海內外企業家，他們不認同薄熙來式的民粹主義，也擔心他反市場化的傾向。
李成相信，薄熙來的落馬對中國政治發展來說是非常正面的事，它暴露了中國政治體制的嚴重缺失，另一方面，則能促使中國領導、知識界和民眾達成一個新的共識，推進政改進程。“如果中國領導未把握住這個機會，未來幾年中國將會處在巨大的危險下。”
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曾造成中國社會的動盪，李成認為，薄熙來事件和天安門事件最根本的不同，就是薄熙來案發生至今，中國的社會、經濟沒有出現混亂情況，反映出中國社會的成熟度。
李成先前接受《大事件》採訪時表示，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可能與台灣的“江南案”一樣，會是一個政治上的轉折點。發生於1984年10月15日的“江南案”，為筆名“江南”的華裔美籍作家劉宜良在美國遭黑道份子刺殺身亡的案件，1985年1月，蔣經國下令逮捕軍事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等人，並取消國防部情報局。
李成對《大事件》指出，“江南案”最終讓蔣經國意識到，必須解決黨禁、報禁的問題，因為國民黨在此事件中已經失去了道德的至高點，政府也必須進行政治上的改革。
李成在電話會議中表示，薄熙來案也引發中國媒體呼籲法治、政改的聲浪，同時給了溫家寶和其他開明領導人強調政改的動力，即使是其他先前反對政改或黨內選舉的領導人，也或許會覺得政改才是中共唯一的出路。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主任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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