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明的胡耀邦在于浩成問題上也出現了失誤

《新史記》李南友（遺作）

（續前）“榮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望天上雲卷雲舒。”這是掛在于浩成“新綠書屋”中，友人題贈給他的一對軸聯。它十分確切地道出了于浩成對政治風雲，世態炎涼的心境、態度。
有人說，于浩成的長處和短處都在於一點，就是太認真，書生氣太重。他說：“我相信的只有真理，因此只能講真話。”
他雖然因講真話而一再獲罪，可是他仍然“死不改悔”，大概是應了一句中國古話：“不見棺材不掉淚”。

1985年6月，于浩成接到中國政法大學羅大華的來信。信中提出，香港《鏡報》主編林文先生來京採訪，想找他談談法制建設方面的問題，于浩成請示了有關領導，同意在保密的情況下同他談一次。

于浩成同林文談了11個問題。
他認為：“在執法方面也有很多問題，許多人在黨與法的關係上沒有很好的解決。當然，黨章講了，憲法也規定，党也要守法，要在法律範圍內活動。但是，實際上往 往受到習慣勢力的影響。”他非常同意鄧小平的“著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早在1981年1月23日于浩成就在《北京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黨委 不應該繼續審批案件》的文章，當時居然遭到了批判。一位部長批示說：“你的這篇文章有不少反映，請你同辦公廳的同志一起研究弄清主要的問題在哪裡。”其 實，于浩成這篇文章的主要精神就是鄧小平這段話的意思。不過，他說早了些，但作為一個法學工作者說早了又有什麼呢？我們的研究人員為什麼都要等領導人發話 了再開口呢？那還要研究人員做什麼呢？

于浩成又對林文說，“例如紀律檢查委員會，是中央和各組織黨委的，是黨內的， 但整個經濟犯罪案件是由它來負責的，這就不只是管黨員的事了，黨外的也管了。實際上這是公檢法機關的事，似不應由紀檢委包攬。”他建議，經濟改革以來，國 家機關幹部違法亂紀的現象相當嚴重，可是至今我們只有紀檢委，沒有國家監察部，為了處理國家機關幹部的違法亂紀問題，應考慮設立國家監督機關。

他 說，“對經濟體制改革，有些領導人公開的講我們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這是一個經驗主義的口號。怎麼能夠摸著石頭過河呢？”于浩成忘了， 在我們這裡，凡是領導人說過的話不能妄加評論，可是這位呆公還不閉嘴，他繼續說：“這還是那種邊設計邊施工的做法，將來出了大問題再返工，損失就更大。這 樣大的改革，應當有一個總體規劃，實施步驟，允許根據實際情況做些調整，但必須有總的規劃。”

“中國有兩千年的封建 集權統治，是個行政管理的社會，過去的縣太爺既有行政權力，又有司法權，現在，相當一部分領導幹部的觀念，認為法律是管老百姓的，唯一的法律就是刑法。其 實，還應明瞭，人民是可以和政府打官司的，如果政府官員侵犯了人民的合法權益，人民可以要求賠償，這在很多幹部的觀念中是不可想像的。”
他說，“有些事情無法解決，只好‘找個大幹部來拍板’，誰官大，誰就說了算。雖然他說的不一定合法，但他批了就解決了。什麼事，都要靠一兩個領導人來拍板，這還是人治，不是法治。應以法治國，而不是以人治國。”

他 提議，“以後，不懂法律的人恐怕不能當政治幹部了。國家許多事情上不去，就是幹部的素質水準低，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他主張現行法律可以討論，“人民對 自己的國家的法律、政策都不能討論，還能說是人民主權國家麼？強調保護國家機密當然是需要的，但我們從來沒有強調過人民的知情權。人民應有權獲取必要的信 息，你要我進行選舉，那麼被選舉的人是個什麼人，做過什麼事情，有過什麼政績，應該允許問一問吧？”
他說，“害怕民主，說到底是‘四人幫’ 的意識形態決定論。比如經濟損失了幾個億，認為沒有什麼了不起，說沒有經驗，交學費就完了。如果一篇文章提法有什麼錯誤，那就不得了，說什麼政治影響不 好，好像有很大的問題啦。毛澤東同志講凡是推翻了一個政權總要製造輿論，太誇大了，當然會有作用，但更重要的是看你的政策是否得到人民的擁護。對自己要有 信心，要相信人民，就不必害怕輿論。”

于浩成最後談到關於第三梯隊的問題，他說：“現在主要的是對政治體制怎樣進一 步改革，而最重要的是幹部制度、人事制度的改革。我非常反對有些地方選拔‘第三梯隊’的做法。由在位的領導人選定接班人的做法，實際上還是‘你辦事，我放 心’。實際上還是封建主義繼承的辦法，這對於發現和提拔真正的人才是十分不利的。有些領導同志總喜歡順從，聽話的人，往往讓這些人接自己的班，對於喜歡提 意見，能夠獨立思考的人往往覺得他們不可靠，看不順眼，這樣就埋沒了許多真正有才幹的人，而且給一些阿諛奉承的人，拍馬屁的人開了倖進之門。當前廣大人民 群眾對這種現象是很不滿意的。對於改革能否順利進行，改革成果能否得到保持，大家也很擔心。因為事在人為，選擇幹部問題確實是關係改革成敗的大事。大家認 為幹部制度，人事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于浩成的這個講話，約有一萬多字，在1985年7月10日的香港《鏡報》上全 文發表了，而且是冠之以非常醒目，非常敏感的《“第三梯隊”提法質疑——訪于浩成談大陸法制理論與前景》。誰都知道“第三梯隊”是誰提出來的，無論在港 澳，海外，這篇文章都引起了注意，因為這個講話所涉及的問題，雖然沒有任何秘密可言，可都是中國大陸社會十分敏感的問題，也是大家關心的問題。儘管于浩成 所談的意見，其中相當一部分後來在實際工作中也一一被採納了，例如國家監察部不久也宣告成立了，“摸著石頭過河”再也聽不到有人提了，“第三梯隊”的提法 與做法更慎重了……，可是于浩成的談話在香港一發表，卻引起了軒然大波，成了于浩成一生中又一次大轉折。


胡喬木

掌握新聞出版界生殺大權的胡喬木在8月15日率先批示：“最近一期香港《鏡報》（8期）載有一文，批評該刊一期發表的公安部群眾出版社總編輯、《啄木鳥》雜 誌總編輯于浩成同志的《關於第三梯隊質疑》，于文未見，但評文說該文認為選擇“第三梯隊”仍是“你辦事我放心”的一套。一個負責的黨員對党的政策的意見送 給香港刊物上發表（如非由該刊轉載在國內發表的文章的話，但即在國內發表也是極不妥當的），此事似應提請公安部注意，並對於提出必要的批評……”

有關領導同志也一一作了批示。
一 時間，于浩成似乎成了有嚴重問題的人。好啊，你敢反對“第三梯隊”？！于浩成所在的主管部門的領導專門召開了會議，討論他的問題。有人關心的不是他的這些 意見到底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意見不正確？不正確在那裡了？而是先定下了一個框框，他是錯誤的，現在是定什麼處分的問題。

有人建議撤銷職務，有人建議給予黨紀處分，有人提議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
正巧這時主管的部長劉復之在北戴河，有關領導將討論的意見向他做了彙報。這位劉部長在對待于浩成的問題上挺主持公道。因為他深知，于浩成是一介書生，只是喜歡鑽研，喜歡發發議論而已，未必有什麼居心。他主張可以進行批評教育，但不要給處分。
據說這個意見送到了胡耀邦同志那裡，胡耀邦同志在不少問題上挺開明，不知為什麼在對待于浩成的問題上也出現了失誤。

于 浩成1986年8月29日又一次上書胡耀邦，他在信中說：“在公安部黨組發出了《有關于浩成發表錯誤言論的報告》之後，我當時也寫了《檢查與申辯》，一併 送您和中央各位領導同志，喬石同志的批示是對我進行嚴肅批評，後來公安部內流傳，總書記對於于浩成的問題有批示：‘調離原崗位，年齡也到了嘛！’（去年9 月我剛剛60周歲），阮崇武通知到公安部後找我談話說，耀邦同志確有這樣的批示。今年3月底，公安部在決定免去我的社長、總編輯職務並找我談話時，陶駟駒 副部長也對我提出您的這一批示，但在我要求看一下您的批示原文時，公安部卻一直未給我看過。”

“現在，在我擔任一些 學會領導職務、出國訪問……等許多問題上，都遇到了困難，一些同志向我暗示，對我的限制措施是執行您的批示的結果，因我從來沒有看到過原文，只能懷疑一些 同志在執行您的批示時有擴大化的傾向。我懇切地要求能對此給以澄清，從而取消對我的各種歧視性待遇。”
但是，于浩成還是沒有得到胡耀邦的答覆。不過在阮崇武調到公安部工作、劉復之被免去公安部部長職務交接時，劉復之還是主張讓于浩成充當群眾出版社的顧問。
劉 復之的建議沒有被採納，這件事情一拖再拖。1986年4月間，于浩成被以“年齡過線”為理由從群眾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的職位上宣告離休。這時，距離于浩成 去年初秋渡過的六旬壽數，只不過半年光景。其實，在各級領導崗位上，“超期服役”過線居官者比比皆是，從中央到地方均不乏其人，有人還有七八十歲被委以重 任的。而于浩成還是專業業務幹部、著名的學者。（新史記》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