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治局兩個非正式、半公開化的聯盟

《大事件》記者 柯宇倩

派系間的交易多過選舉結果

集體領導不免導致更多的派系鬥爭，李成書中一個重點便是，中共的權力轉移更多的是派系間的交易、暗箱操作，而不是選舉的結果，這也是中國政治的難點。雖然接班機制有其規律可循，但這樣的暗箱操作讓此機制多了不確定因素。

李成對《大事件》指出，其實任何一個政治體制都有無法把握的突變因素，民主制度如此，非民主制度也是如此，目前的理論框架是，中國政治在鄧小平、毛澤東的強權人物政治結束後，派系鬥爭會越來越活躍，如此促成了派系角逐的半公開化，以及某些下屆常委角逐者的政治游說行動。

根據李成的觀察，自90年代後期江澤民等第三代領導人真正掌權開始，政治局及其常委會逐漸形成了兩個非正式、半公開化的聯盟，至今越來越明顯，兩股勢力為了 權力、影響力和政策控制力相互爭鬥，形成一黨兩派的情況，所謂的派就是一個同盟，某個同盟是由不同派系組合起來，現在這樣的爭鬥己不再是零和遊戲，而是勢 軍力敵、相互牽制，與中共近年來主張的黨內民主和權力制衡的呼聲相符。

雖然有人認為中國不只兩個同 盟，但李成不同意這個觀點。“如果有第三個同盟，是哪一個同盟？由誰掛帥？代表什麼利益群體？在某個同盟下確實有各種不同派系，但出於政治上的需要，他們 會連結在一起，所以有的國家，如美國，只有兩個黨，很難出現第三個黨，這是因為對資源的控制和本身政治淵源的結果。”李成對《大事件》說。

李成在書中特別闡述了中共高層的兩個同盟：菁英同盟與平民同盟（民粹同盟），菁英同盟裡，有太子黨、上海幫、海歸、企業領導，如今太子黨在政治局中占了 28%的席位。民粹同盟的核心是共青團，也有內陸省分的幹部，團派在十七屆中央委員會裡占了23％，在政治局裡占了32％。“雖然這樣的劃分有時候太簡單 化，但能幫助我們了解中國政治的整體輪廓。”

李成對《大事件》解釋，同一個同盟或派系裡也有矛盾， 但也有利益、意識型態、背景相接近的情況，使得這群人在政治走向上有一定的傾斜，如太子黨在早期政治生涯中任職於經濟比較發達的沿海地區，所以菁英同盟更 多地造福沿海地區的利益，也比較照顧央企、國有企業家、部分中產階級的利益。

大多數團派成員曾在比 較貧困的內陸省份擔任過地方或省級部門領導職務，因此民粹同盟更多地代表地區性的利益，關注弱勢群體、內陸地區的發展，不過團派成員較缺乏處理國際經濟事 務的經驗和能力，雖然江澤民時代團派未得到重用，但近年因為中國社會和政治的不穩定，團派作用開始凸顯。

李成對《大事件》分析，中國政治中已經開始出現權力的制衡，過去一年裡出現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說明中國政治一方面走上權力制衡的同時，矛盾也逐漸的公開 化；雖然這是中國政治進步的表現，但也帶來了新的挑戰，李成認為，這樣的模式不會一成不變，也有可能失敗，也就是有一派想把對方打倒，或出現由下而上的運 動，使得一黨兩派模式無法持續，但是會成功還是失敗，就看是否能使中國政治更加制度化，避免轉型過程中出現巨大的動盪，最終走向更有規律可循的情況，實現 中國式的民主。

因此，中共執政面臨的最大挑戰，也源於內部權力競爭導致的分裂風險。李成表示，未來的5到10年間，會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很重要時刻，如果中共要避免出現破壞性甚至是暴力性的革命，十八大期間及以後的歲月中進行大膽、積極的政治改革將非常必要。

“這（政治改革）是樂觀的結果，但也無法排除另一種結果的出現，所以今年以來，中國最著名的文章是韓寒講革命的文章，儘管韓寒不同意革命，但把革命提到中國知識份子的討論議程上來，本身就是令人相當驚訝的事。”李成對《大事件》說。

即使進行大膽積極的政治改革非常必要，但領導層對於如何改，還沒有一個共識。李成表示，缺乏共識是中國政治的一個特點，領導層有分歧、有競爭，中國知識界從 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分裂過，這樣的分裂超越年齡、地域、學科，而此分裂又跟中國政治的兩個派系緊密連結在一起，這解釋了孔慶東支持薄熙來、比較開明的知識分 子支持溫家寶、支持汪洋的現象。

雖然領導層對於如何政改一直缺乏共識，但對於經濟改革則是若即若離 ——中國經濟必須轉型，過去中國經濟的成長模式，亦即以出口和廉價勞動力驅動的經濟，已造成環境的巨大損害、能源的巨大消耗，不再適用於中國，中國需要轉 型到以消費、創新來驅動經濟的模式，而轉型的指標就是服務業的逐漸壯大。

李成對《大事件》補充，若 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自主創新經濟，就必需更多的政治自由和競爭，而不是央企的壟斷。“服務業如果要發展，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中國正在崛起，這樣的崛起不 只要硬實力，也要有軟實力，發展軟實力就需要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所以如果這樣的轉型是對的，那中國政治的改革就是必然的。”

因此，李成認為，不管領導人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中國的政治、社會都會往政治改革的方向發展，而中國的民主形式必將而且也應該有自己的特色。(《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