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經濟力量影響台灣大選？
過去，面對台灣總統大選，中共曾祭出武嚇，試圖左右選情，但反而幫了倒忙，激起台灣人民的反感，本次選舉中共不再高調恫嚇，而是不時對台灣“施恩”，例如開放台灣各種水果進口大陸、解除對台灣的食品進口限制。
國民黨能繼續執政，或顯示出大陸以經濟手段影響台灣大選奏了效；北京發現，比起孤立和打壓台灣，讓台灣人安心才是更好的方法。2010年6月簽署的ECFA於9月生效後，大批大陸的農產品採購團前往南部，令當地農民獲益。這次的選舉，馬吳在南部輸的不算多，得票率最差的嘉義縣也有39.1%，在高雄則獲得44.2%的選票
，藍營搶到一些南台灣的票，令部分民進黨人訝異。
徐文立對《大事件》表示，北京當局對台灣政策的變化，受到台灣民眾的影響。經過幾次選舉後，中共越來越瞭解台灣民眾更重視民生議題，統或獨，對老百姓的個人生活並沒有太大的影響，生活是否穩定才是台灣人關心的，因此只要保持台灣的經濟平穩、創造兩岸雙贏環境，台灣人民就容易接受大陸。
本次選舉中，蔡英文否認九二共識，又無法清楚說明如何保持與大陸的穩定關係，被視為敗選的關鍵因素，也反映出台灣人更在意的是哪一個政黨能維持兩岸的和平發展。徐文立說：“統獨議題，在某種程度上是偽問題，中共要拿此來解決台灣事務，當然找不到癥結所在。”
中國有民主化條件？
徐文立認為，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已經是一股趨勢，主要原因是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位移。“中國的民主化過程，不是看一些具體的事務，比如有沒有基層選舉，最重要的是，是否已經向自由民主政治制度進行根本性的位移。”
徐文立對《大事件》解釋，民主隨工商社會的到來而出現，是工業化的產物，雖然每個人都希望平等，都想過好日子，但農耕社會做不到這點，其生產水平只能保障高層的人享受，不過，工業化下生產力的提升與生產手段的變化，帶來了生活水平提升的機會，也帶來了民主自由所需的基礎。
“中國大陸過去拒絕這樣的市場經濟，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工商社會的發展，但因為很多人餓死，大家都想改變，所以不得不開放、不得不進行經濟改革，而經濟改革的結果，使得社會朝工商社會轉移，也朝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發展。”徐文立認為，
一黨專制已經成為危巢，而如今英特網發達，成為加速大陸社會變遷的催化劑，只有憲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與一個工業化、市場化、資訊化時代相適應。
徐文立對《大事件》指出，中國社會至今已經發生了二次的位移，第一次是在滿清之後，社會從一個傳統農耕社會向工商社會發展，第二次位移是共產黨不得已的經濟改革，為中國帶來工商社會，給民主政治制度奠定基石，而中國大陸正朝民主化發展，“其實中國社會已經放棄共產主義的那套作法，並不是讓一些人先富起來。”
徐文立解釋，民主政治制度的穩固基石有兩個內容，一個是公民擁有完全意義上的合法化私有財産，讓私有財產獲得絕對的保護，第二是社會越來越高度自治，這個趨勢正在中國大陸上演，“中國未來一定會是自由民主社會，時間早晚的問題。”
對於中國是否有民主化的條件，一派說法認為中國民眾素質還未達到標準，徐文立非常不認可這種說法。“說這話的人非常居高臨下，很難說有知識、教育的人，素質就比一般民眾高，每個人都有良知、有判斷力，知道什麼對自己有利、什麼不利。民主是一個很好的政治大學，就是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台灣走向更成熟、平和的社會。”
雖然許多來自大陸、香港的人士對台灣的民主多有讚賞，但台灣民主制度的缺失也不可忽視。有學者指出，台灣幾次修憲後憲政體制成了半總統制或雙首長制，一旦兩黨勢均力敵，總統如果跟國會多數黨不是同一個黨，在施政上就會出現困難。台灣還不是穩固的民主化國家、憲政體制不清、民進黨在國會從未過半、選民制衡觀念的偏差等，都是台灣民主制度遭到質疑的地方。
徐文立對《大事件》指出，為了爭取選票，候選人太注重經濟話題，忽視其他問題，是他認為台灣選舉制度下的不足處。此外，徐文立也發現，台灣的政治人物並未看到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是外強中乾。“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現在中國大陸的官二代、富二代在什麼地方？都在西方國家，說明他們自己也擔心，才把家庭、財產轉移到海外，但台灣政治人物覺得中共很強大，不好對付，怕刺激他們，太過遷就他們，這在整個競選過程中都可感受到。”
馬英九贏得2012年總統大選，連任成功。(大事件記者柯宇倩攝)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