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8日星期四

林沛理:香港兩極分化的背後

香港貧富差距急劇擴大,樓市失控,是港府長期將民生「非問題化」,甚至視若無睹。

林沛理,牛津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輯,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及藝術評論小組主席。著有《破謬.思維》、《英文玩家》及《玩起中文》,最新的一本書是《反語》(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自稱為知識考古學家的法國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認為,將事情「問題化」(problematization)是政府最常用和最有效的管治手段。所謂問題化,就是將一件事情、一個情況,甚至一種需要或者習慣,說成是一個需要政府介入才可以解決的問題。在《瘋狂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紀律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和《快樂的用途》(The Use of Pleasure)等經典論述,福柯說明政府怎樣透過將人民的精神健康、紀律和性慾問題化來行使權力,最後達到有效管治的目的。

香港政府本來也善於此道,它要為立法會的替補機制立法,以及監管所謂二次創作和網上惡搞都是顯例。另一個例子是它「趕盡殺絕」(take-no-prisoner)的反吸煙政策。政府在零九年落實在酒吧及夜總會等娛樂場所全面禁煙,目的不只是要「避免吸煙者傷害別人」,而是要「避免吸煙者傷害他們自己」,即是要「從吸煙者的手中把他們拯救出來」(save smokers from themselves)。於是,一個關係個人選擇的生活方式議題(lifestyle issue)被「問題化」;吸煙人士行使其自由意志的空間被縮窄。

當然,自由意志的行使不可完全不受約束,否則社會的紀律和秩序勢必蕩然無存,這就是我們需要法律和道德的原因。然而在法律許可的情況下,民眾自由選擇的權利是不能轉讓和不能奪取的(inalienable),即使要這樣做是為他們的健康著想,原因是選擇的自由根本就包含了選擇錯誤的自由。

由此可見,只要政府有出面和介入的政治意志,它會毫不猶豫亮出「問題化」的寶劍。可是,倘若面對的問題盤根錯節,又涉及複雜的內部矛盾和挑戰既得利益,政府又會厚著面皮,把一個人人都看得出的問題「非問題化」(de-problematization)。

統計處剛剛發表去年的人口普查報告,當中反映香港人收入差距的基尼(堅尼)系數錄得歷來最高的零點五三七,顯示香港的貧富懸殊在過去五年惡化。然而統計處企圖文過飾非,不但在記者會及新聞公布中沒有提及數字,更在被問到有關情況時強調,若單計從事經濟活動的家庭及把政府的紓困措施計算入內,數字實與往年相若。

拒絕承認令人不快和痛苦的事情,本來就是人天生的防衛機能,心理學家稱之為「denial」。這也是富裕社會對貧窮的典型態度:我們可以從基尼系數的不斷上升,看到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可是當赤裸裸、血淋淋的貧窮在我們的面前出現,我們又希望它馬上在視線範圍內消失。我們習慣了對貧窮別過臉去,甚至視若無睹,因為「看不見」(invisibility)本來就是貧窮的其中一個主要特徵。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窮人總是貪得無厭、無時無刻都在要求救濟和援助。實情是窮人往往無法擺脫貧窮,正因為他們太過逆來順受。很多有關貧窮的研究都顯示,貧者越貧,因為窮人不懂得爭取他們的權益,更不擅於與政府和資方討價還價。他們幾乎是本能地撤退到社會的邊陲,在那裏認命、安分地過他們艱苦的生活。

香港政府對於它不想管或者管不了的事情,已經習慣了縱容和姑息,甚至任由參與其中的玩家為所欲為。香港樓市今日失控到這個地步,致使「百萬富翁」這個名詞已經完全失去意義,就是多年來政府對「住」這個民生的大問題持「非問題化」態度的惡果。

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馬庫斯(Herbert Marcuse)認為,政府對歧視和不公平的聽任不管,甚至不聞不問,其實是一種對人民的壓迫,他稱之為「壓迫性的包庇」(repressive tolerance)。地產商多年來在政府的眼皮底下以合法行騙的方式經營,政府的立場當然是「壓迫性的包庇」;但它對免費電視的態度又何嘗不是?它遲遲不肯發放更多經營免費電視的牌照,讓無線電視(TVB)的文化霸權屹立不搖;同時又對積弱成疾的亞洲電視(ATV)的慘澹經營視若無睹。今日亞洲電視的節目編排,與其說是programming,倒不如說是non-programming更接近事實——每天的電視節目就是由重播、廉價韓劇、廣告雜誌和自吹自擂組成。香港人除了問一句:「我做錯了什麼得到這種待遇」,還可以有何選擇?



亞洲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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