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老百姓對當年學生提出的反貪污、反官倒、要民主的需求更大；社會精英的思想比當時更加深化，但知識份子也分化了，一部分人成了“中國模式派”
《新史記》記者 柯宇倩
2012 年，是“六四”天安門事件23周年，這一天到來前的兩個多月，媒體披露溫家寶多次在中共高層會議中，試探性提出重新評價天安門廣場學生運動的消息。中國學 者、異議人士陳子明在接受《新史記》專訪時認爲，這一消息是有意放出的風聲，想觀察外界對此作法的評價。陳子明說，20多年前中國知識界的討論主軸是憲政 民主，如今知識界有了分歧，學生對政治的關注度也降低，但要求走民主憲政道路的人比從前更堅定、思想更成熟。陳子明相信，“六四”終會平反。
陳 子明為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分子生物學研究生畢業，曾擔任民辦的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為民主牆與民刊運動、高校競選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倡導中國民 主憲政。1988年出資接辦《經濟學周報》，任報社總經理，1989年後成為政治犯，被中共指控為“六四黑手”。目前居住在北京。
當今學子更重視個人利益
許 多中國民運人士將方勵之稱作“精神導師”，方勵之的逝世，令平反“六四”與讓海外民運人士返回中國的話題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陳子明對《新史記》表示， “六四”鎮壓本來就是錯誤，就算是作決策者，心裡也有數，知道將會是自己歷史評價上的一個污點，那些協同者就更清楚這一點。
1989年，胡耀邦猝然辭世引發了學潮，參與者高喊自由、民主、反官倒，但《人民日報》的“4·26”社論將學潮定性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招來學生更強烈的反彈，最終導致官方的鎮壓行動。
陳子明表示，現在的老百姓對當年學生提出的反貪污、反官倒、要民主的需求更大。“我被長期看押時，看押者有的是下崗工人，他們說，當年學生讓我們罷工，我們沒去罷，現在如果有學生起來，我肯定要上街。所以從客觀上來說，現在的形勢比當年有利。”
但 從主觀上來看，現在要爭取民主、要反貪，卻不一定比當時更有利。陳子明對《新史記》指出，現在學生的思想狀況、心理結構都與當年有所不同：當時的學生在社 會上帶有一點貴族色彩，有“天之驕子”的心態，對政治的關心度較強，對就業等個人問題看得較淡；現在的學生在總人口中佔的比例，與當年相較提高了好幾倍， 畢業後的前景不明朗，因此對個人利益的考慮也較多，真正關心政治、願意在這方面有所付出的學生，與23年前比起來少了。
中國知識界在這23 年間也發生了變化。陳子明回憶，1989年“春夏之交”前夕，中國知識界要求走憲政民主道路的態度已經比較明朗，當時像《河殤》那樣向往西方發達國家所代 表的“藍色文明”，在思想界是壓倒性的思潮。1988年底到1989年，知識界開過幾次幾百人的民間會議，幾十人的會議舉辦得更多，這些會議的主調，都是 呼籲中國走憲政民主的道路。
知識界的行動在當時也獲得學生的支持。1989年1月6日方勵之發表了致鄧小平的公開信，呼籲釋放魏京生，引發 知識界的三波簽名行動，近百名知識分子聯署支持。陳子明對《新史記》指出，要求釋放魏京生，就是希望當局實現當時“北京之春”運動所提出的民主要求，這些 活動當時得到學生的大力支持。
陳子明指出，社會精英現在的思想比當時更加深化，要求走民主憲政道路的人比從前更堅定，對於如何走世界化、民主憲政模式的作法、階段性、在各個領域的子目標、總目標等等這些問題，都有更清楚的認識；但另一方面，知識份子也出現分化，一部分人成了“中國模式派”。
“中 國模式派”在近20年來中國經濟的良好發展下逐漸成形，所謂“中國模式”，泛指改革開放後，尤其是“六四”事件後中國的經濟與政治發展模式。陳子明對《新 史記》解釋，20多年前，大家都要“過河”，不管怎麼改，每個人都覺得中國必須到達“彼岸”，現在的中國模式派則不想“過河”——他們認為中國模式就最 好。
陳子明表示，中國模式派，實際上是沿襲毛派、法西斯主義、日本軍國主義的潮流而下；在現今知識界的分歧下，知識界對學生的影響也不再只是一元化，如今的學生不像當年的學生那樣齊心，與此有關。（《新史記》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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