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記者柯宇倩／老一輩的美國華裔作家黎錦揚認為，如果作品想打入國際主流市場，就必須用英文寫作，或將作品翻譯成英文。目前居於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市的華裔作家裘小龍，不但用英文寫作，還選擇了相當主流的文學類型——偵探小說。裘小龍希望讓西方讀者看到不一樣的中國，也希望讓中國的年輕人更瞭解自己生活的土地。
讓年輕人了解中國的歷史
作家往往選擇自己最熟悉的題材來寫作，例如《紅英之死》的背景為上海，亦即裘小龍的故鄉，故事描述女勞模關紅英死亡案背後的人性墮落；《外灘花園》講述了上海無名男屍與跨國犯罪集團案牽扯出的陰謀；裘小龍以上海為背景的小說，總少不了對當地景色的描寫，將對故土的情懷寄託於小說中。
裘小龍對《明鏡》表示，他比較傾向從社會角度寫偵探小說。“現在的偵探小說不像從前柯南‧道爾或阿嘉莎‧克莉絲蒂的寫法，而是從社會學角度，探討一個案件為何在這樣的歷史文件、文化背景下發生，因此既是寫偵探小說，又是寫一個國家、社會的問題，讀者同時能享受探案過程，又能了解中國社會情況的變化。”
裘小龍認為，身為一個華裔作家，寫中國的過去是一種責任。雖然裘小龍的作品中，只有《紅英之死》明確點出背景是90年代初，其餘著作的年代較模糊，但氛圍仍似90年代。裘小龍對《明鏡》解釋，他的作品可說寫90年代，也可說寫當代，雖然是當代，但許多過去發生的事很難孤立來看，必須知道它的過去，才能理解它的現在。
“所以我的小說也提到文化大革命，或其他更早的中國歷史，這是一個作家應該做的事。尤其現在國內對於一些敏感題目，比如文革，都不寫了，這是很不應該的，否則往後的年輕人都不會知道中國曾經發生過什麼。”
裘小龍認為，對世界各國的作家來說，寫作時往往也會提及政治，但寫作與政治的關係在中國可能更特殊、明顯一些。裘小龍於2008年出版的《紅塵歲月》，便有更濃的政治、歷史味。該書並非偵探小說，而是短篇小說集，從1949年的上海開始寫至當代。
裘小龍對《明鏡》指出，在中國，政治對人的生命與生活影響非常大。如果一個事件在50年代是有意義的，但一旦放到80年代，或與80年代的事件擺在一起看之後，卻失去了它的意義，或者其意義完全走向反面，則對老百姓的衝擊可想而知。
“例如在政府號召下，老百姓認為某個運動有意義，因而參加了黨的運動，但20、30年後，運動本身被否定了，這就說明了，政治在中國的作用太大了，它決定或扭曲了一般老百姓生活的意義。歷史本身是可以循環的，但對個人來說，這是個悲劇。”裘小龍說。政治與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關，作家在下筆時，也難以避開政治。
海外寫作有不一樣的視角
改革開放後，中國變化快速，尤其上海樣貌的改變更令人驚嘆。對於身在海外的作家來說，如何精準描寫中國的人事物是個挑戰。裘小龍對《明鏡》表示，剛開始離開中國時，確實曾有這方面的顧慮。“我有不少寫作的朋友，現在還在中國，與他們相比，他們是有優勢的，因為他們每天都生活在那塊土地上，對中國瞭解的程度更大。”
但裘小龍寫著寫著，發現這件事並非絕對，因為寫作需要一種距離，有了這份距離，寫出的文字反而更客觀、清晰。裘小龍認為，就好比蘇東坡《題西林壁》所言：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份距離也是觀察事物的視角，有時候太直接捲入一件事，反而有些東西看不清。
在蒐集資料上，裘小龍也認為身在海外更方便。“在中國許多網站上不去，如果想查資料比較困難，在海外瀏覽互聯網反而比較方便，查到的資料也比較客觀，如今互聯網發達，許多訊息都能很快查到，我家裡也訂閱中文頻道。”
即使在海外有其優點，但裘小龍也沒忘了回中國親身見證故土的變化。每年均回國1至3個月的裘小龍，主要返回上海，有時也拜訪其他地方，如北京、無錫，因此他自認沒對中國的情況太陌生；陳超隊長的最新系列小說《Don't Cry Tai Lake》（別哭，太湖）便描述陳超受邀到無錫太湖遊玩時遇上的兇殺案，將太湖嚴重污染的情況帶進小說裡。
由於法國出版社趕著出版、德國製片商正籌備中國拍片事宜，必須先讓書籍上市才能繼續籌拍，因此目前法國與德國已先推出《Don't Cry Tai Lake》一書，英文版則因編輯較忙碌，預計2012年2月份問市。陳超系列外，裘小龍與前《紐約時報》記者合作的詩歌集也預計2012年推出。實際上，雖然不以中文寫小說，但裘小龍直到現在仍持續用中文寫評論文章、散文、詩歌，對中文寫作並不生疏。
《紅塵歲月》是裘小龍的全新嘗試，與偵探小說無關，描寫的是上海弄堂內一則又一則的故事，目前裘小龍正撰寫續集，預計從1949年開始，為每年寫一本故事，背景都在上海的一個小弄堂裡。裘小龍對《明鏡》解釋，上海從前居住條件比較困難，夏天時，住在弄堂裡的人沒電扇沒空調，因此都會坐到涼快一點的弄堂口，可能坐一坐睡著了，一坐就是3、4小時。晚上，大家聚在一起打牌、下棋、講故事，他們的故事往往跟生活周遭的情況有關。
裘小龍認為，通過這些弄堂裡的小故事，可反映中國政治、社會、政治的變化，這或許就是一種作家的責任感。“現在不少作家避開這段歷史不寫，我不應該這麼做。”
裘小龍的《紅英之死》背景為上海，描述女勞模關紅英死亡案背後的人性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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