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炳良﹕教育樞紐應連接東西方

上星期，《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首度公布「年輕」大學（即成立少於50年）的全球排名，當中有四所香港的大學名列前50名，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區域教育樞紐的地位，連同東亞其他日漸冒起的高質院校（包括中國內地、台灣、韓國、日本、新加坡），已儼然形成一個東亞「教育帶」，在未來足以與北美的大波士頓地區媲美。

學校教育方面，東亞地區的學校體系，包括香港，亦在近年不同的國際評鑑中屢獲好評——如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PISA（國際學生表現評核計劃）和過去幾年由麥肯錫國際顧問公司所做的研究。

亞洲學生在PISA的突出表現，令歐美教育當局驚訝，深感其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受到威脅，紛紛欲向亞洲的教與學模式取經。因此，Amy Chua（蔡美兒）2011年的暢銷書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虎媽戰歌》）才會風靡美國以至全球，叫人重新評價亞洲方式的教育與育兒之道，但也引起不少爭議。

亞洲崛起對世界帶來重大改變

踏入21世紀，亞洲經濟崛起，國際上對亞洲另眼相看，亦驅使重新了解亞洲國家豐富而多元的文化與傳統。誠如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Kishore Mahbubani在其2008年著作The New Asian Hemisphere（《新亞洲半球》）所指出，在過去兩個世紀中西方的崛起改變了世界，而亞洲當今的崛起也會對世界帶來同樣重大的改變。

自從歐美文明崛起並確定其在國際上的主導地位後，西方思想、知識與其衍生的典章制度成為普世顯學，而亞洲的知識與學問往往只局限於「亞洲學」（包括漢學和中國研究）的層次。作為東西交匯的教育樞紐，香港的高等院校應要發揮貫串東方與西方文明和學問的作用；國際排名本身並非至為重要，關鍵的是能否匯通東西、創建新知識和新思維，既向東方傳播西學，也向西方引介東學傳統，整理或再造亞洲文化與思想的體系，以期對全球文明作出貢獻。

在此新的全球化紀元，究竟香港以至亞洲可向世界分享怎樣的經驗、推行怎樣的教育和學習之道？這端視乎如何詮釋新時代人類社會的挑戰，並如何藉教育旅程為新的全球公民作好裝備。

在東方和西方的教育傳統與實踐之間，或曰在孔子與蘇格拉底之間，曾有學者認為可存在一種理想的整合——就是在成長初階讓學生們先受儒家薰陶、學習基本知識和人格培養，然後在成長後期再受蘇格拉底式的求真鍛煉，掌握批判思考。不過，在尋求跨文化思想傳統的互相學習過程中，不用過分把東西方傳統和教學法兩極化。

教育與傳統文化脫節

當前東西方的大學與學校，均面對一根本的失落危機，就是教育與傳統文化的脫節、忽視價值培養，偏重經濟生產力和人力資本概念所定義的目標，因而變得愈來愈單向化（one-dimensional），未能做到發掘和發展多元潛能、培養多元兼容的社會人格，學術上容易產生狹隘的學科教條主義，思考上也易趨生簡化的「政治正確性」和「道德正確性」的視野，不利於營造多元共融、排除偏見的人際關係和社群關係。

事實上，已開始有一些大學校長和資深學者在呼喚，不要沉迷於表面的院校排名和量化評鑑遊戲而把教育價值扭曲，變成「失去靈魂的卓越」（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前哈佛學院院長Harry Lewis語）。 學者們和教育工作者們均應回歸基本，在歐美和亞洲的豐富文化傳統中重拾教育的真諦。而兩者傳統之間亦存在共通處。歐洲的學術傳統強調理性（reason）、德性（moral）與文化（culture），而東亞的儒家學說則主張「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民，在止於至善」。

東西方的文明和文化教育傳統，都應好好地在今天傳承下來，教育應從中汲取「智慧」，以提升人類的知性品性、以及對文化差異的兼容意識，以促進真正的跨文化全球主義；這樣，一方面「繼承」文化傳統，另方面改造社會以達至更高的人文目標境界。而通識教育的真義，不在於學習時事，而在乎跨越文史哲科、識古今並知中外。

香港應如何迎接當教育樞紐的挑戰？


香港 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