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主义的多重悖论——历史的发展与政治的错位

中国民族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丰富悠久、多民族聚居的国度，历史上不同民族相互之间不断争斗、分化、学习、融合，长期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意识。近代以来，在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碰撞和冲突之中，也在向西方文明的学习和借鉴之中，中国民族主义才出现并发展。也就是在中国民族主义出现并发展的这近代一百年左右，中国政治传统发生了巨大的断裂和转折，在各种近代思潮（几乎无一例外地是西方思潮）的激荡下，叠呈多种革命，形塑出中国当代政治和当代民族主义的多重悖论。本文的主旨，即在于从历史的考察着手，分析中国民族主义的这些悖论，特别是其政治悖论，从而为进一步理解中国民族主义提供某种可供参考的概念、历史和政治框架。

概括地看，中国民族主义的近代发展，经历了四次大的浪潮。即：一九一零年代初共和革命的民族主义，一九一零年代末五四运动的民族主义，一九三零年代末并断续延伸到一九六零年代末的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和一九九零年代复兴并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当下民族主义。这四波民族主义，各自提出了不同的问题，也各自遗留下不同的课题，尤其是展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不同内在矛盾。下面，我们将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逐一考察中国民族主义的这四次浪潮，分析其各自的特点，包括其所遗留的悬而未决的与民族主义相关的政治课题。


一．辛亥民族主义：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

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次浪潮，是清末革命党人在意图推翻满清帝制的过程中所推动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仅第一次把‘民族主义’的概念引入到中国的现实政治讨论之中，而且也第一次以‘民族主义’为号召来实行政治动员以推动革命实践。这个‘民族主义’，被清晰地界定为汉民族的民族主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口号，明确地把当时执掌政权的满民族视为并不属于中华民族的异族；反过来，所谓‘中华’民族，也就被简约为仅仅是汉民族了。在那个时代成长、后来成为中共资深人士的四川人李一氓回忆说，“这个革命（即辛亥革命——引者注），反满的意义恐怕占首位。我们家里挂在门口的旗就是一大幅方白布，中间写个大‘汉’字，‘汉’字周围有一圆圈，作车轮状，表明革命旨在推翻满族王朝，恢复汉族的统治”。  从中可以窥见当时汉民族主义情绪在一般民众当中是如何高涨。而在革命者当中，那种情绪就更是激烈了。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的张继，辛亥革命之前在日本留学，在讨论会上不仅明确不赞成说满族人也是中国人，而且对于认为‘满族也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发言人，回应就是一边谩骂一边就把一只皮鞋掷将过去，两人之间‘几至挥拳’。

不过，这种情绪激愤、唯我大汉的民族主义，只是当时民族主义的第一阶段。很快地，它就改变了内容、形态和态度，成为具有明显政治实用性的、因而也是包含汉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的某种混杂的民族主义。简略地说，就是在清朝专制帝国阶段，革命者强调汉民族的民族主义，借助这种民族主义来推翻清朝统治。接着，辛亥革命很快地在意外情况下发动并成功了。这就进入了中华民国阶段，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随之很快做出了重大的内容调整，改而宣扬‘五族共和’。在民众生活中，这个变化也到处体现了出来。李一氓在他的回忆录中，紧接着上面所引的讲‘汉’字白布旗的一段，这样写道：“但后来又正式改为红黄蓝白黑五色场调拼在一起的五色旗，解说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一个色代表一个族。大概有识之士，发觉这个‘汉’字既不符合我国民族构成的现实，也不能代表多民族国家的体制，看来这个国家有必要把才被推翻的满族亦要包括进来。只是那个代表清帝国的黄龙旗永远作废了”。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的这种‘五族共和’观念，可以认为是当时民族主义的第二阶段。

这两个阶段上孙中山‘民族主义’观念的变化，很明显，主要是由于政治背景的变化而产生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家的实用心态所主导的‘民族主义’说词的变化。事实上，孙中山所阐发的民族主义，在原则上、在基本概念上，并没有发生这种变化。一九二四年一月，也就是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的第十三年了，孙中山在讲解民族主义的时候明确论述说：‘什么是民族主义呢？按中国历史上社会习惯诸情形讲，我可以用一句简单话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  他强调：‘我说民族就是国族，何以在中国是适当，在外国便不适当呢？因为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为了阐述所谓‘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的‘中国民族主义’，孙中山以英美等国为例，说‘外国有一个民族造成几个国家的，有一个国家之内有几个民族的’。  由此理念出发，孙中山认为，中国历史上两次亡国，一次亡于元朝，一次亡于清朝，都是外族入侵。  作为担任过中华民国开国元首、当时仍然是民国制度（相对于袁世凯的欲复辟帝制）没有争议的最著威望的领导人，他甚至明确地说：‘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统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  这种论述，显然问题很多。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这种民族概念与民国时代他本人在政治上所倡导的‘五族共和’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中国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那就不需要什么‘五族共和’；如果实行‘五族共和’，孙中山的‘中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的这种民族主义/国族主义概念就是不能成立的。

当然，孙中山有他的调和二者的说法，那就是‘民族同化’。所谓‘民族同化’，根据孙中山手著本《三民主义》，‘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  在这种更多具有政治考量的说辞背后，我们看到，孙中山实际上强调人口数量，认为人口较少的民族并定会为人口众多的民族所同化。对于历史上‘中国亡国’于元、清两朝的经历，他欣慰这是亡于人口少的民族，因此蒙古民族和满洲民族都不能消灭‘中国人’，‘反被中国人同化’；  而对于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关系，他则强调西方人口的增长，认为‘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要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是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缩小化，还要灭种’。  这就是说，孙中山的‘民族同化’，口头上虽然在说‘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实际上是要用多数民族即汉族来同化当时中国治下的其他少数民族。这种‘同化’一旦成功施行，存在于‘五族共和’的政治口号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中国就是汉人的民族和国家’这种孙中山革命民族主义理念之间的矛盾当然就消失了。所以，早在民国元年，国民党宣言所宣布的政纲，其第三项即为‘励行种族同化’。

总起来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民族主义，具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其民族主义概念的本质，是大汉族民族主义；第二，这种汉族民族主义的基本着眼点，在于动员汉族占据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来推翻满清王朝的帝制统治；第三，推翻满清帝制之后的‘五族共和’口号和拟议中的‘民族同化’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共和’的理念，更加深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概念混乱。我们知道，辛亥革命虽然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但真正的‘共和’（republic）制度并未能够付诸实践，更没有能够持续。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的贡献在于，在理念上，唤醒了民族意识，形成了最初的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则在于借助汉民族主义的动员力量，完成了推翻帝制的政治制度革命。但是，它在理念上的混乱和政治上的消极影响，也是明显并且深远的。在理念的层面，它接纳了种族民族主义，把中国等同于汉民族的国家，把中国民族主义等同于汉民族的民族主义；在政治上，我们则看到，历史并没有给予新的共和国以机会，来试验如何通过新型政治制度来解决内部的复杂民族关系。当然，这种有关中国民族主义在理念上的混乱，在那个阶段，因此也还没有真正演变成为政治现实中的严重问题。


二．五四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与学习西方制度

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用意，在于借助汉民族主义来推动中国内部的革命，‘而不是以帝国主义列强为直接革命对象’。  虽然，在民国建立之后，其中逐渐加入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因素和内容，  但是，从民族理念到政治实践，辛亥革命前后的民族主义都是以满清王朝为革命对象，为此宁愿缓和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乃至借助某些外国列强的力量来实现国内政治上的目的。真正把‘外向型’民族主义提上中国政治日程，并对后来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形成了另一个方面的巨大形塑力量的，则是‘五四民族主义’。

所谓‘五四民族主义’，就是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主张。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二次高潮。‘五四运动’的直接起因，如所周知，是抗议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列强在中国的特权，特别是抗议巴黎和会在日本对中国的‘二十一条’问题上的妥协。这是狭义的所谓‘五四群众爱国运动’。  一般来说，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抗议游行前后所出现的‘新文化运动’、社团活动乃至工人抗议，也被笼统地看作‘五四运动’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了广义的‘五四运动’概念。  厘清其中的分际，梳理当时各种思潮和社会运动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还原历史发展的真实脉络，应该是进一步研究‘五四’时代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这个课题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里，我们仍然笼统地使用‘五四’的概念，用‘五四民族主义’来指称那个时代以‘五四’学生运动为象征和以新文化运动为内涵的那种广泛的民族主义思潮。由于笼统使用‘五四’概念事实上是过去九十年来中国政治和思潮的一个既定现实，所以，我们的笼统使用，并不妨碍对于问题的论述，而是对历史思潮的忠实反映。

五四学生运动的一个著名口号，是‘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可以说，五四民族主义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面对国际社会，反抗帝国主义，谴责西方列强，要求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里，它形成了与辛亥民族主义极为不同的民族主义理念，那就是几乎完全不涉及‘中国’这个概念的内部构成问题，不讨论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问题。五四民族主义所关注的，是‘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世界强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面对国际社会列强纷争、中国弱势的这样一种历史态势下，五四民族主义强化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认同。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其边际是模糊的，这与认同本身的强烈程度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笼统的‘中国’或‘中华民族’的认同，是基于历史上的中华帝国的现实建构之上的。

但是，这并不表示五四民族主义也接受‘中华帝国’的其他遗产。事实上，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的广义五四运动，一个根本性的特点，就是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制度等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批判。  这种批判甚至触及语言；而我们知道，语言是决定民族构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基本的方面。那个时候，激进的新文化论者甚至提出了废止汉字的主张。试想，‘汉字不死，大祸不止’这样一种堪称极端的主张，与汉民族的民族文化传承之间，岂不构成严重的冲突？  我们知道，‘民族’并不是单纯的一群人，而是具有特定历史、文化建构的那样一群人。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批判，因此往往与民族主义是南辕北辙的。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很独特的民族主义。在这种批判之中，当然有对于本民族的过去的强烈否定；但是，五四时代的基本思潮同时表明，这种否定又是以更新为目的的。它决不是要消灭这个民族，而是要更新、发展和壮大这个民族。正是在后一个意义上，对于本民族的民族要素持强烈批判态度的五四民族主义，才成其为‘民族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激情澎湃的五四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其民族主义其实是充满理性特质的。惟其理性，它具有对于本民族的民族遗产的反省和检讨能力，这种能力就在这种对于中华民族本身的历史、文化、制度等等的批判之中显示了出来。这种内向反省的态度，与五四民族主义的社会阶层载体的生命形态的特点，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五四民族主义是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

与这种民族自我批判的特点一体两面，五四民族主义强调向西方学习。中国历史上不乏向西方学习的先例和努力。特别是在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之后，这种努力成为中国革新的一个基本方向。从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到君主立宪、共和革命，学习西方的层面在不断扩展、深化，从最初的物质、技术层面，延展到经济、政治的制度安排。  五四民族主义把中国已经出现的这种历史趋势推向了高峰。  我们知道，‘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广义‘五四运动’的旗帜。向西方学习民主，向西方学习科学，这就是五四民族主义为中华民族的强盛所开出的两张药方。

这也是五四民族主义作为民族主义而非常奇特的一点。如前所述，它的首要特点，是面对国际社会而反抗帝国主义；可是，很明显，它的基本内容，却是要求中国向那些成为帝国主义的西方强国学习。作为面对外部世界的中国民族主义，五四民族主义不仅不排斥外部的东西，而且特别强调向外部的东西学习。它的首要特征之一，就是要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寻求中华民族的富强和解放。可以说，五四民族主义的诉求和目标是民族主义的，但是其借以实现民族主义诉求和目标的方法和途径却是普世主义（cosmopolitanism）的。这与后来中国不断出现的狭隘民族主义，也就是那种否认普世价值、认为但凡中国的都是好的那样一种缺少反省精神和学习能力的民族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可以见出，五四民族主义是与辛亥民族主义极为不同的一种民族主义。辛亥民族主义强调汉族本位，而五四民族主义认同整体的‘中华民族’；辛亥民族主义专注于中国内部以政权更替为首要目标的上层革命，五四民族主义肇源于社会力量的发动而集中应对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不利处境；辛亥民族主义要恢复汉民族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五四民族主义则激烈否定汉族文化与制度；辛亥民族主义在总体上具有政治实用主义的品格，而五四民族主义则有强烈的文化理想主义和政治普世主义气质。

相较于辛亥民族主义，五四民族主义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也具有更加庞杂的内容，更遗留下诸多尚未解决的课题。其中，特别重大的课题包括：民族主义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民族主义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民族主义和个人/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中，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关键问题。孙中山已经把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并列，而五四民族主义进一步把民主（‘德先生’）高举为指引中华民族前进的旗帜。但是，在实践中，两者都没有能够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在理念上，则既未能清楚阐述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联，更没有注意到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肇源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如何与中国民族主义相结合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实践课题。五四民族主义试图通过清除中国传统文化来达成民族进步的目的，但民族主义常常是以文化认同为根基的；五四民族主义没有能够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这就为后来的诸种以文化保守主义为特点的民族主义的反动留下了通道。在此后的将近一个世纪中，我们将会看到，中国民族主义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几度兴盛，但是，五四民族主义的精神却完全被劫持、扭曲和阉割了。


三．共产党民族主义：冷战、排外与闭关自守

把共产党与民族主义连为一个词，本身是很具讽刺意义的。我们知道，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特质之一，是其国际性。‘工人没有祖国’，也是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之前的响亮的国际主义口号。在中国的历史现实之中，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从最初建立到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时候，长期是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后来则奉行所谓‘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而在国际社会成为苏联阵营的一员。共产党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更是西方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思想产物。

然而，历史的讽刺在于，正是借助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才有可能取得中国的全国政权；也正是借助民族主义，毛泽东才成功建立了高度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中共统治。在理念上本来最不民族主义的共产党，在中国的历史环境下，每一步重大成功，正像当代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理论家们所指出的，都是靠了民族主义资源的支持。  当然，西方学者早就发现了这种关联，并且在学理上梳理了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相互之间吊诡的合作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民族主义的重要角色也很早就得到了关注和研究。  总的来看，可以认为，毛与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形成了中国当代民族主义的第三波浪潮。  这一浪潮的特点，是没有明显的高峰，但绵延持续数十年，从抗日战争开始，一直到中美关系解冻，贯穿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零年代中期到一九七零年代初期大约四十年的时光，大体上也就是毛泽东主导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时期。

一九三零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之后，走到了接近覆亡的地步。作为所谓战略转移的长征，开始并没有确定的目的地。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中国的态势下，中共很早就抓住了‘挽救民族存亡’这样一个关键，打出了‘北上抗日’的旗号。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之前，中共中央已经在七月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长征途中在确定北上目标之后，特别是在抵达陕北地区之后，中共又多次发布关于北上抗日的文告。  尽管，事实上，从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开始长征，到一九三七年九月平型关战役，这之间足足三年的时间，中共没有任何抗日的实际表现，但是，在口头上，却一直高喊抗日的口号。有史学家认为这是‘穷途末路中苟延活命的伎俩’。  另一方面，更要看到，在中共对于抗日的强调背后，更有苏联的国家利益。换句话说，中共抗日路线的确定，开始是在苏联本位的‘民族主义’而非中国本位的民族主义考量下产生的。

中共借助抗日战争的机会而迅速发展壮大，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对于民族主义的态度才真正改变了。而通过与民族主义的结盟，中共才得以发展壮大直至取得全国胜利。  正像以赛亚柏林所指出的，共产主义固然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但是，除非与民族主义情绪联盟，否则它是不可能成功的。  一旦尝到这个甜头，中共便把民族主义视为救生法宝。从抗美援朝，到中苏决裂，事态发展的背后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借助民族主义而强化政权、政策和领袖的合法性，都成为毛时代中共一以贯之的战略。这样的民族主义，一直发展到‘自力更生’口号下的闭关锁国。一八四零年代以来中国在面对西方列强所展现的民族挣扎和奋斗，到了一九六零年代，以这种吊诡的方式得到解答，那就是切断与世界的联系，回到一八四零年代之前那种封闭的‘中央王国’状态。中共的所谓‘独立自主’，实际上就是具备这种切割中国与世界的能力；中国从晚清王朝已降到此所取得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掌握了足够的主权和国力能够回到自我封闭的天朝。

这样，我们看到，共产党的所谓民族主义，导致中国在二十世纪走了一个巨大的圆圈。从所谓‘异族’的满清王朝统治，历经首先着眼汉民族然后是试图包容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到敞开胸怀接纳西方的文化与制度来求得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强大，得到的最终却是以异域意识形态治国的中共统治；从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中国大门而导致民族意识的危机，历经多种学习西方的尝试，到一度高度融合于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回到一个具备关死大门的能力而把中国带回与世隔绝状态的政权，由此激励类似晚清之前时代的那种盲目民族自豪。在很大程度上，与五四民族主义作为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不同，中共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农民的民族主义（抗日战争时期）；如果说五四民族主义是‘成功的’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中共民族主义则是失意的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内战时代和一九四九年之后），这包括面对国内‘阶级敌人’和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发展的国际社会双重而言——国内的阶级敌人，是常态社会的成功者；国际的阶级敌人，是发达的‘超级大国’和西方世界。

中共自称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可是，单单从民族主义这一个向度来看，就可以见出中共与‘五四’南辕北辙。中共的民族主义是排外的民族主义，与具有普世主义本质的五四民族主义格格不入；五四民族主义那种学习西方的精神，被扭曲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更重要的是，中共完全抛弃了‘五四’的民主和科学旗帜，实行的是专制政治和愚民文化。中共的民族主义不是把一个自强的中国带入世界，而是把一个自戕的民族与世界相隔绝。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毛时代的民族主义，从反面凸现了一个重大课题，那就是民族主义与经济发展的方式、道路相互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长期占据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中心位置，只是鲜有得到明确的论述。毛同样没有明确认识到这种关系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性。但是，我们看到，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一波波兴起的背后，掩藏着中华民族一个最为深刻的焦虑，那就是近代中国在经济发展上落后于西方，亟于追赶并超过西方。可以说，这其实是一八四零年代之后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奇怪的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民族主义也好，‘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主义也好，都没有直接应对这个问题。尽管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包含了民生主义的内容，但是，民生主义没有把阐述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对于西方世界的应对这一关系作为重要关节。同样，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在一九六零年代之前的很长时间内，尽管揭橥了同时反对帝国主义和所谓封建主义的旗帜，但也完全没有论述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总体之间的关系。在中苏交恶之后，这个问题变得突出了。毛的民族主义对此的回答是闭关锁国。

在这个意义上，毛的民族主义也是向传统中国王朝体系的回归。我们知道，清王朝遭遇外部列强的挑战之后，那时所兴起的‘自强运动’，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向西方学习乃至逐步融入世界以壮大中国国力的思路。晚清的慈禧太后‘新政’，终于比较彻底地接受了这一思路，但清王朝随即为民族主义主导下的辛亥革命所推翻。抗日战争之前的中华民国政权，在所谓南京十年的‘新政’阶段，也采取了学习西方、引进西方资本等经济措施，走的同样是融入世界以发展中国经济的道路，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那一波全球化浪潮中得益。但是，这一发展道路也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兴起所打断了。  在经历了连绵的战争和革命之后，到中国人终于再次有了集中进行经济建设的机会的时候，毛的思路是与上述两次现代化浪潮直接对立的：他主张在闭关锁国（美其名曰‘自力更生’）的条件下，通过‘大跃进’等动员方式，来实现中国的经济成功。如前所述，这样一来，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就与经济上的排外思潮直接融合为一体了。


四．当下民族主义：对抗西方民主，拥抱/排斥全球资本

在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方针，这就是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在很大程度上，改革开放就是重复晚清慈禧太后‘新政’和国民党南京十年‘新政’的思路，回到了中国遭遇西方世界以来所采取的最初举措上去，通过学习西方、融入世界而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样，我们看到，一九八零年代的中国相应地弥漫着具有‘五四’特征的那种思潮，即同时追求民族自强与学习西方、同时主张提升国力并鼓吹政治制度变革。不同于‘五四’的是，这个时候的中国没有面临列强瓜分的危机，因此‘五四’时代那种强烈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特征没有呈现。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镇压和随后而来的世界共产主义崩溃，结束了冷战时代。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它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扫清了政治道路。在这个背景下，自一九九零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再次强势涌现，形成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第四次浪潮。这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出现，其肇始的原因，在于一九九零年代初期中共专制政权的政治需要。从一九八零年代中国社会洋溢的普世主义思潮和欣赏乃至崇拜西方的情绪，骤而转为排斥西方价值、抵抗普世主义的狭隘民族主义，其间的转折，根本原因在于权威主义政权的宣传、鼓动和塑造。  那么，为什么本来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权威主义政权，要转而向民族主义乞灵呢？这基本上是出于三个原因。首先，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和随后而来的政府镇压，使得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危机空前深化，民族主义在这个背景下成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填补，成了当局借而增强所谓凝聚力的新的精神武器。其次，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屠杀，在世界范围激起了广泛的抗议，主要的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都对中国采取了经济制裁措施。为了对抗这种外部压力，内部的民族主义反弹就出现了。紧接着，就出现了第三个原因，那就是一九九零年代初的苏联垮台。苏联作为多民族的共产主义帝国，其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内部民族矛盾的激化。因此，苏联的垮台，不仅体现为共产主义政权的灭亡，而且同时表现为多民族帝国的解体，从而在原苏联的废墟上诞生了——准确地说，是恢复了——一系列民族国家。苏联解体，从根本上说，当然是冷战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与东方共产主义专制制度相互竞赛、竞争而共产主义制度失败的结果。因此，这三个原因，归根结底，都是政治制度的原因。那就是说，在共产主义制度遭遇全球覆亡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像它在历史上曾经遇到困难的时候所做的那样，再次祭起民族主义的法宝，一面唤起中国人在一八四零年以来面对西方所曾经遭遇凌辱而集聚的强烈排外意识，一面再次把自己和自己这套制度装扮为可以拯救中国人免遭这种凌辱的民族利器，从而自一九九零年代起在中国推起了这一波民族主义浪潮。

很快地，这种为官方宣传所主导的、目标在于对抗肇源于西方的民主政治的中国民族主义，随着国际局势的迅速变化，就开始呈现出第二重特点。这一变化，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展，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根本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全球化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活方式和制度构造的一次重大转折，它的深邃影响至今尚未为人们所充分认识。中国的后天安门时代的权威主义政权，早在一九九二年就抓住了先机，在一九八零年代经济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和程度；继而在整个一九九零年代果断而努力地推动中国经济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从而形成了自那以来的持续经济繁荣。然而，这种经济繁荣，是与整个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具有的那种牺牲社会公正、不计生态代价、摧毁民族文化等基本特征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的具有强大国家能力的权威主义统治下，这些特征得到了对于全球化来说堪称优化的制度环境，从而变本加厉地呈现出来，使得中华民族在取得经济发展成就的过程中付出加倍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代价。深受这种社会不公和环境破坏之害，眼看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在被消解，民族主义的反弹于是更加强烈。概括地说，可以认为，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愈来愈深地卷入全球化，中国民族主义的背后就不仅仅是政治因素在起作用，而且有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中国人对于自己文化主体性的丧失的焦虑愈来愈增强，在全球化中失去经济利益的社会群体也在增加，这就持续支撑了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从对抗西方民主化，到拥抱资本主义全球化，这是一九八九年之后中国当局走过的一条道路，也是目前中国当局的两条腿政策。前者导致当局所主导的反西方的中国民族主义，后者则促生具有中国民间社会色彩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由于中国政治讨论环境为当局所严密控制，在这两种民族主义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分界线；毋宁说，他们是当下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两条相互配合、相互纠结、相互促进的复线。对于当局来说，对抗西方民主化和拥抱资本主义全球化，两者之间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的，那就是维持对于政治权力的一党垄断。但是，它们与民族主义的逻辑关系明显是不同的：当下中国民族主义同样对抗民主化，但是同时也抵制全球化。于是，在政治层面，当下中国民族主义同样具有有利于维持一党专制的功利目的，但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当下中国民族主义就出现了和当局的矛盾。对当局来说，有这个矛盾并不可怕，但凡民族主义一旦超越某种界限而威胁当局，民族主义就会很容易地‘被和谐’；在它没有超越这种界限的时候，当局反过来可以借助民族主义适度应对并不总是与中国的党国利益一致的国际资本和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在这三者——即中国的党国政权、全球化的资本、和中国民族主义——之间，于是出现了充满张力的合作。

这种政治上甚是‘和谐’的状态，在理念和逻辑上却使得当下中国民族主义充满了多种不可调合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很多是中国民族主义历史上发展的不同阶段所未能解决而积累下来的矛盾，在今天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尤其突出起来。其中，有三个矛盾是最为明显的，也是最为致命的。

首先，是民族认同的内在矛盾。这仍然是汉民族单一民族本位的民族主义与所谓 ‘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如前所述，汉民族的民族主义在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波浪潮中高涨，而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同一民族主义论说中，却演变为‘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这个内在的自相矛盾，自那以来并没有得到解决。在世界共产主义的崩溃过程中，特别是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这一性质的民族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共产主义政权以强制的方式来维持统一的话，民族问题也可以变得很严重。然而，苏联的例子同样表明，用强制的方式来压制民族问题，也不过是饮鸩止渴。前面谈到，中国民族主义在一九九零年代的兴起，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借助民族主义压制民族问题——这是一个很拗口的说法，背后的秘密无非是：第一，在论说中，以整个所谓‘中华民族’作为民族主义的基本单位，完全无视中华民族内部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区别；第二，在实际上，张扬汉民族的民族主义，压制其他那些组成了中华民族的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利益。

这两条东西之间，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你问一个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者这样一个简单问题，那就是：藏人（或维吾尔人，或其他任何一个所谓‘少数’民族）是不是中国人？他（她）的答案肯定破绽百出。是中国人？那么请问中国民族主义者为什么这样仇恨自己的同胞？你说他们不是中国人？那么人家为什么不可以要求民族独立？事实上，当今那些情绪激动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实际上连谁是中国人都搞不清楚。这种民族主义，事实上在制造和加剧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矛盾与对立；从理性的角度看，即使对于汉民族自身的利益，也是极大的损害。不会受到损害的，只有借助这种民族主义而强化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并把政治压制合法化的一个小集团。

这就来到了当下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二个内在矛盾，那在于对于民族压迫的态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批判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所遭受的国际经济剥削和西方文化同化。但是，反过来，这同一个民族主义，却要求对于中国境内的非汉民族聚居的地区或被认为属于中国的其他一些地区实行经济控制和文化渗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民族主义对于全球化的抵抗，是极为实用主义的。与其他很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不同，中国民族主义不是在原则上反对国际经济剥削和异质文化同化，而仅仅是要求一种为自己所主导的剥削和同化。在中国境内，汉民族有力量进行这种剥削和同化，所以这种民族主义不反对它在国际上所反对的剥削与同化；可以想见，一旦这个民族有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这种剥削和同化，那么它就会完全不会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同化了。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种汉民族沙文主义的态度和举措，已经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在国际范围显现出来了。说到底，这种民族主义并不反对民族压迫，只是反对别人对于自己的民族压迫；如果它能够对别的民族实行压迫，那压迫就是好东西了。

这种在道德上近于无耻的态度，较之孙中山那种自相矛盾的民族主义，早已经大大地堕落了；对于五四民族主义，更是彻底的背叛。  孙中山民族主义，尽管以政治实用的态度，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一改‘驱除鞑虏’的汉民族的民族主义为‘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但是，无可否认，这里强调的是在‘共和’架构下实行汉民族的统治。在三民主义之中，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并行不悖，这是非常重要的。五四民族主义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反抗，更是建基在接受政治民主、个人权利等普世价值的基础上的；‘五四’对于国家富强的追求，没有任何色彩可以容许富强者具有剥削和压迫别人的特权。相比之下，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根本上是拥护强权的——当然，它只拥护中国人（或汉人）的强权。这也就是当下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三个内在矛盾，即对于国家政权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它抗议全球化对中国的损害，但却不抗议全球化在中国的政治代理人，也就是中国国家政权。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是主动地拥抱全球化的；他们借助国际资本来发展中国经济，通过这种经济的良好发展而在总体框架上维持现政权的政治垄断，在具体层面给予大小官员以丰厚的个人回报。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共产党的现政权是世界各国资本家的合作伙伴，是全球化的利益获得者。但是，当下中国民族主义基本上无视这一点。他们的‘民族主义’已经彻底到这种地步：被中国人压迫和剥削是应该的。这样，在这个向度上，中国民族主义历经一个世纪的发展，回到了它尚未觉醒时代的‘前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状态，那就是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准确地说，它比义和团还要原始和委琐：义和团承认满清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而当下民族主义，如前所述，搞不明白藏人是不是中国人；义和团的重要目标是反对和剿灭洋教，当下中国民族主义却拥护和接受一个本质上信奉另一种洋教的政权并甘心为其所奴役。

理解当下中国民族主义的上述内在矛盾，不能脱离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共产主义专制政治这样一个双重框架。离开其中任何一维，单看另一维，理解就会出现致命的偏差。这个双重框架，毫无疑义，本身具有深刻的内在矛盾；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大率肇源于此。即使它继承了中国民族主义在历史上的多重内在悖论，这一继承无疑也是在当代特有的这种双重框架下发生和呈现的。因此，尽管当下民族主义的许多内在矛盾在历史上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可以找到踪迹，但是这些矛盾的现实指向却很不同了。就政治目标和政治诉求而言，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政治诉求是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五四民族主义，政治诉求是建立民主，强国富民；毛的民族主义，其政治诉求则是实行共产主义革命并夺取政权。而当下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则是中国在现制度下的国际崛起。所谓现制度下，是说当下中国民族主义不容许任何制度变迁打断中国的国际崛起；所谓‘中国’崛起，是说当下中国民族主义舍弃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富民’的因素，而专注于‘强国’的一面，处处用整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升高来把中国民众的种种牺牲合法化。

然而，即使目标仅仅是为了实现‘强国’，这里也有严重的问题：当下这种形态的民族主义能够强国吗？毫无疑问，不能。中国近代的历史实践已经多次显示，中国并不能依靠民族主义来强国；它靠的是融入全球化来强国。民族主义既然推崇强国，而它实际上并不具有强国的功能，那么，这一民族主义浪潮在强化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它在强化现政权的合法性，它在强化用政治压迫来换取经济进步的那种政权、制度和政策的政治合法性。在其他层面，我们难以看到当下民族主义有任何建设性。对于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关系，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对于中国在世界竞争之中的经济利益，当下民族主义都没有建设性的意义。当下民族主义基本上是各种挫折情绪在‘强国’幻影下的混合：共产党在政治合法性上的挫折，到强国蓝图中寻求支持；中产阶级在政治上不能参与的挫折，在强国梦想中寻求慰藉；底层民众对于现状的诸种不满，在强国旗号下寻求政治上没有太大危险的发泄；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出于内在和外在的多种原因所遭受的挫折，在强国的符号下通过对于境内或境外的其他弱势民族的敌视乃至蹂躏而寻求补偿。


五．结论：中国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政治错位与历史挑战

综上所述，中国民族主义在复杂的历史发展中，出现过四次浪潮；而每一次浪潮，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和展开的，并试图回答特定历史环境所提出的问题。但是，不幸的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民族主义的每一次浪潮都不仅未能回答当时的历史问题，而且遗留下一连串的内在矛盾。概括地说，中国民族主义在近代以来的近百年历史发展中，不断面对这样三大难题，即：民族认同问题上的难题，建设政治民族的难题，和追寻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国际应对的难题。这样三个难题，分别围绕三大关系展开：民族认同的难题，主要围绕中华民族的内部民族关系而展开；建设政治民族的难题，则主要围绕中华民族的发展与这种发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相互之间的关系，它事实上也是民族内部的权力关系安排问题；第三个难题，则侧重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华民族在发展物质财富和技术力量的过程中，是采取闭关自守的方法，还是走面向世界的道路？如果面向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又如何保存自身的文化存续？

历史上的四波民族主义，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程度的回应，也分别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试图比较全面地回应这些问题：民族主义对应第一个问题，民权主义对应第二个问题，民生主义则部分地对应第三个问题。但是，很明显，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最为重视的是第一个问题；而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在根本上是以汉民族的民族认同来取代中华民族框架下的多元民族认同。五四民族主义虽然客观上张扬了中华民族的总体认同，但事实上基本不涉及第一个问题；它所强调的是第二个问题，答案是民主政治。对于第三个问题的回答，则采取某种并未言明的理想主义民主观，似乎认为建立了民主制度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所主导下的共产党的的民族主义，对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民族压迫，或者，准确地说，是民族间的压迫；对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则是政治压迫，也就是本民族内的国家权力对于人民大众的压迫。它唯独对于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反压迫；但是，由于采取闭关自守的道路，基本上取消了民族现代化的课题，因此这种民族主义并没有正面处理融入国际与保存民族性的问题。

当下民族主义基本继承了毛的民族主义；但是，它对于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在全新的环境下出现的，因此也有了新的取态和反应。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政治上错位的回答：当局鼓动民族主义，同时采取民族压迫和政治压迫，反对民主共和，不惜毁灭中国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来拥抱国际社会发达国家的经济力量；民间所呼应而产生的民族主义，对于中华民族融入国际社会过程中的主体性消失现象提出了强烈批判，但同时把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很大部分地寄托在中国的国家政权身上，由此接受国家政权的民族压迫和政治压迫行径。说他们政治上错位，首先是因为：两个层面上的当今中国民族主义，都不去追问今日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何在，也不允许展开对于实现这种民族利益的途径的探讨。在这个意义上，当下民族主义其实是虚假的民族主义。一旦个体利益可以找到其他渠道来获得满足，很多个体很可能就会马上放弃民族主义。事实上，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无论是政权还是愤青，都在十分‘不民族主义地’生活着。如前所述，民族主义只是他们应对挫折并求得这种挫折的报偿的方便工具。

由于上述内在矛盾和政治错位，中国民族主义走到今天，面临着严重的历史挑战；同时，这样的民族主义也给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历史挑战。最大的挑战，在于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内在危机。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成功的统治者应该避免大民族沙文主义，用积极、宽容、多元的民族主义精神来凝聚和融合各民族。然而，中国目前的大一统，几乎完全是靠政治的专制力量来维持的。专制一旦削弱或应用不灵，民族分裂的危机马上呈现。如何建构一个既有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又能保障中华民族内部各种有分别的民族认同这样一种多元认同体系，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存续的严重挑战。

这个挑战，是和中华民族内部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权力安排这个政治问题，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如前所述，早在辛亥革命时，提出三民主义的孙中山先生就相信，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也就是和政治民主，是能够并行不悖的。五四运动更加高扬了这一旗帜。但是，自那以后，中国民族主义渐次走入反民主的邪路，直到今天。我们知道，在世界史上，民族主义意识的最初觉醒，是和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相互表里的；在法国的革命年代，法国不再是国王的法国，它是法国人民的法国，这就成就了历史上民族主义与民主革命携手前行的壮丽景观。  谁能质问当今中国民族主义这样的问题：中国究竟是谁的中国？如果它是中国每一位民众的中国，如果中国的民族利益只有中国民众有资格通过公共讨论和对于公共决策的参与来界定，那么，在这种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当下的中国民族主义，怎么可能不是伪民族主义呢？

这样的伪民族主义，在面对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时，不能维护中国的民族利益，反而牺牲和践踏中国民众的权利和福利；也不能保卫和延续中国的悠久文化传统，反而扭曲和阉割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那也就是毫不奇怪的了。尽管中国国力不断增强，但是，由于上述政治错位，也由于在这种政治错位下扭曲的民族主义的作用，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基本立场、态度和形象，就是这样的一体两面：一面是讨好和拥抱国际资本，为此不惜牺牲中国民众的巨大利益；一面是批判和抵抗自由民主，为此可以投入大量资源来进行国际斗争。最为奇特的是，中国民族主义越是为前者所激怒，就越是支持后者，也就越是严重和彻底地牺牲那在他们言词中最神圣也最应该捍卫的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民族主义，到二零零八年的‘奥运民族主义’，其间的演变，就是把中国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打了一个颠倒：五四民族主义为了民族利益的目标，不惜严词批判民族传统，并寻求普世主义的解决方案；以‘奥运民族主义’为象征的当下民族主义，激烈捍卫一切贴有中国标签的东西，包括刚要贴上中国标签的舶来品如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已经多年贴有中国标签的西洋货如共产党，为此不惜一切代价，直至消灭一切没有中国标签或在他们看来不配贴上中国标签的东西。五四民族主义因为其深刻，固然有其不可解决的内在矛盾，那就是民族革新与民族文化延续之间的矛盾；当下民族主义则因为其浅薄，并不自觉任何内在矛盾，最后剩下的可能就是一张‘中国’标签。


注释：


李一氓，《李一氓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2版，页6。

这位认为‘满族也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发言人，就是后来在‘五四运动’时任北洋政府外交部次长并作为反面人物出名的曹汝霖。事见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页23。

李一氓，《李一氓回忆录》，页6。

孙文，《三民主义》（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版本）（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页2。

同上，页3。事实上，‘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个概念发源于西方，而不是像孙所说的，适用于中国而不适用于外国。

同上，页18。

同上，页6。

转引自周世辅、周阳山，《中山思想新诠：总论与民族主义》（台北：三民书局，1990），页94。

孙文，《三民主义》，页14。

同上，页16。显然，事实已经证明了孙关于西方民族人口增长并将超过中国人口的判断是缺少历史预见性的。

周世辅、周阳山，《中山思想新诠：总论与民族主义》，页96。

周世辅、周阳山，《中山思想新诠：总论与民族主义》，页91，注6。

同上，页115—118。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第2版，页941—4。

T.S. 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L: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Benjamin I. Schwatz ed.,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 MA: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2;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页943。

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chwatz,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关于这种废除汉字的变革思潮，参见：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7），第二章。

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关于知识分子对于民族主义的重要性，见Ernest Gellner, Thought and Chang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4).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 W. Norton, 1990).

甚至在语言革新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借助了异域资源来展开的。参见：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第三章和第六章。

郑必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http://vweb.youth.cn/cms/2006/2006news/tyxx17/xxsqd/200712/t20071213_621936_1.htm>, accessed November 20, 2009。

Benjamin Schwa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Chalmers A.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在这同时，还有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本文没有把这列为一次浪潮，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在理念层面，这本来就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延续；第二，在实践层面，它被共产党的民族主义所压倒了。关于国共两党在民族主义层面的竞争，参见：Suisheng Zhao, A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on: Dynamics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Chapter 3.

相关文件见：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修订版，页311。

事实上，在中国红军长征途中，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未经谘询中共中央，就径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过关于抗日的文告。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第四章。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Isaiah Berlin, The Sense of Reality: Studies of Ideas and Their Histo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6), ed. by Henry Hardy, p.251.

吴国光，〈中国现代化的政治瓶颈〉，《当代中国研究》2009年第3期；Guoguang Wu, ‘Protest against Prosperity: China’s Centenary Dilemma of Economic Achievement vs. Political Discontent,’ a manuscript.

Peter Hay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Suisheng Zhao, ‘A State-led Nationalism: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 in Post-Tiananme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1 (1998), pp.287-302.

我把‘少数’打了引号，因为：第一，这种说法有轻视的意味，特别是在当今至少名义上赞成‘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的政治文化中，在词汇中就消解了那些民族在面对汉民族时的正当权利；第二，从绝对数额上来讲，很多这样的所谓‘少数’民族，人口并不少，因此这个说法是不合乎实际的。比如说，藏人大约有六百万人口，而在全球大约一百九十个国家当中，人口超过六百万的，不足一百个——当然，这个比较，还要考虑绝大多数国家是由多民族的人口组成的。这就意味着，假设（当然仅仅是为了论述人口数量的目的而做的假设）藏人自行建立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在世界上是中等的。而维吾尔族，仅在中国境内，根据2006年统计资料，人口已达九百五十万；而世界上一百九十多个国家中，仅有八十个人口总数超过九百五十万。何况，维吾尔族属于更大的族群，这个族群在世界范围也绝不是什么‘少数’民族。至于人口数量最多的中国‘少数’民族，也就是壮族，人口总数目前约为一千六百多万，世界当今独立国家中仅有不到六十个其人口数量超过这个数字。

我在早先的一项研究中，曾经专门比较了当今中国民族主义与五四民族主义的多项不同。见：Guoguang Wu, ‘From Post-Imperial to Late Communist Nationalism: Historical Change in Chinese Nationalism from May Fourth to the 1990s,’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29, no.3 (2008), pp.467-82.

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Timothy Baycroft, Nationalism in Europe, 1789-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写于2009年9月

吴国光，《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