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十字路口

中共18大形勢的觀察

即將於今年底舉行的中共18大，海內外關注的焦點集中在3件事：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數會不會從9人減少到7人；胡錦濤卸任總書記後，會不會沿襲江澤民模式，繼續擔任軍委主席；薄熙來事件如何定性。這3件事，除了折射中共高層權力的博奕外，還折射了路線──尤其是改革與反改革路線兩種勢力的博奕，這也是18大迥異於之前歷屆黨大會的特色。

觀察家對中國大陸當前及未來經濟走勢有兩種判斷，相當分歧。樂觀派如前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認為，中國至少還有二、三十年的高速成長期，悲觀派除了有過去的中國崩潰論之外，最近還有所謂「大拐點」的說法，意思是中國的繁榮到此為止，已難以為繼了。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不同？中國官方的說法中已提供了很有價值的線索，中國總理溫家寶說過兩句話，沒有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的經濟改革也難以推動；沒有政治體制改革，所有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也將得而復失。可見未來中國經濟的走勢，關鍵主要在政治體制改革，樂觀或悲觀，誰對誰錯，很大程度上繫乎中國大陸能不能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其實，鄧小平當年啟動改革時，是經濟、社會、政治3個改革同時並重的。三者之中，尤其政改，是重中之重。他曾說，中國當前所有改革，其最終成敗，取決於政治體制改革。不僅如此，他還為政改的思想做了解放，提出了幾個重要方向，如黨政分開、政企分開、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等。可惜，這一切全被1989年的六四事件給攪亂了。出於對西方勢力圖謀「和平演變」的恐懼與抵制，鄧小平叫停了所有的改革，並說，要「沉著應對，冷靜觀察」。但這麼一停，效果立刻顯現，幾乎所有經濟指標出現下滑。1992年，他終於又做出決定，經改必須扭回來，這即是他1992年南巡的背景。南巡之後，重用朱鎔基認真推動一系列包括金融、財稅、外匯、貿易體制的改革，果然，經濟馬上好轉。遺憾的是，1997年鄧小平去世，去世前卻未能將社改與政改也逐一地扭回來。

鄧小平都不碰，鄧的接班人，江澤民以及其後的胡錦濤當然就更謹慎了。能不碰就不碰，即使想碰，但面對已經迅速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似乎也缺乏足夠的能量去碰。這一晃，就過去了23年。

由於經濟一馬當先，社會及政治的相關改革嚴重滯後，於是，大陸在取得經濟上諸多亮麗成績的同時，呈現了越來越多的社會及政治問題：貧富差距拉大、環境生態惡化、社會矛盾激化、群體事件頻發、腐敗日益嚴重等，在這樣的形勢下，國家用於維穩的經費竟然超過了國防預算。很明顯，這是不可持續的，除非下定決心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然而，比之於10年或20年前，當前政治體制改革，除了要面對意識形態思想解放的挑戰之外，還要面對越來越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抗拒，難度之大，可想而知，但對中共而言，又別無選擇，這即是中共18大的形勢。

薄熙來事件的發生，固然有其個別的、偶發性的背景，但其中也夾雜了改革派與既得利益、思想左傾的反改革派之間的矛盾。薄的失勢，一定程度上，為改革派掃除了某些阻力，但也同樣為18大的權力博奕與重新布局增添了預期之外的變數。

改革派如能在18大中取得較大的話語權或主導權，人們就有理由更樂觀地看待中國經濟未來的走勢。不僅如此，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史上，2012或許也有可能與1978、1992相提並論，同被視為是影響改革開放的關鍵里程碑。



台灣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