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卑與極高的詭變——毛澤東早期言行透視（2）
《新史記》康正果二
從 某種程度上說，“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的早期叫嚷，多少還是預示了毛話語在後來可能產生的效應。至少就斯諾《西行漫記》中毛澤東自述的首發文 本為此後衆多的毛傳記確立資料來源和定下統一口徑的決定性影響來看，在有關毛澤東早期言行辨偽求真的問題上，我們今日仍一葉障目，面對著“窯洞毛蛙開口 後，毛蟲千百俱同聲”的局面。那些有關毛澤東早年事跡的經典段子再經蕭三、李銳等權威的毛傳作者添枝加葉，刻意渲染，四處傳播的應聲蟲合唱已把“偉大領 袖”早年的先知先覺雕鑿成深入人心的偶像（icon），在今日破解毛神話的進程中橫梗起一塊擋路的照壁。盡管如此，隨著近年來批毛大潮勢不可擋地湧起，陸 續湧現的評毛新作正在從不同的角度穿越迷霧，為覺醒中的讀者大衆廓清著視野。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將從閲讀此類異議論著受到的開導出發，對毛的早期言行作出 應有的批判性解讀。
斯諾記錄的毛澤東自述是圍繞著“一個共產黨員的由來”這一命題展開的，講述者在講述（包括記錄者 在記錄和轉述）時往往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把他早年的經歷與後來參加革命，發動階級鬥爭的使命聯繫在一起。此後再經其他傳記作者踵事增華，一個好動、個性較強 和不太安分守己的農家子與父親或師長發生的某些衝突，便被過分地描述成他自發的革命傾向和穎異的階級覺悟。其實，在那個帝制崩潰、傳統家庭解體的年代，父 子或師生間衝突的現象本很普遍，歷史上很多劇烈的社會轉型期都可能出現類似的情況。發生衝突的具體原因複雜多樣，很難一概而論，僅以毛澤東自述其大膽對抗 父親和老師的那幾則故事為據，未必就能確定他革命傾向的必然根源。
讀毛澤東的自述，我們可以發現，他不止一次地抱怨 他父親待他嚴苛和指責他懶惰。此外，蕭瑜的書中也對毛厭煩農活的表現以及毛父督促他幹活的細節有幾段描述。（注7）毛父指責毛的口氣讓人聯想到劉太公嫌小 兒子劉邦“無賴”而更喜歡他家老二毛澤民勤快能幹的故事。可以想象，毛父眼中的毛的“懶惰”，應該說是與毛澤民在家中老實務農的表現相比而言的。這位毛老 弟比毛小三歲，他勤快能幹，尤善經營，擅雙手撥算盤，在很多方面都傳承了他父親機靈的商業頭腦和勤儉持家的品質。但好讀閒書的毛澤東卻對靠種田或經商發家 致富的事務不感興趣，從他另一首挪用前人之作的“明志詩”可以看出，（注8）他對文字更感興趣，仍想走傳統的讀書人追求功名的老路。如果說清廷1905年 廢科舉以後，仕進無門的讀書人在新形勢下必然要另覓出路，那麽，像毛澤東這樣不喜歡私塾教育，也不熱心務農的心態，就不算什麽特殊的個案，而是當時青少年 學子群中極爲普遍的現象。胸懷大志的年輕人大都要走出閉塞的農村，去讀新式學堂或出洋留學，為開闢新形勢下的“仕途”打基礎和找機會。魯迅也談到過他年幼 時不喜歡死背經書，更喜歡讀演義小説的情況，但魯迅並沒在留日歸來後投身政治冒險的活動，而是在教學工作之餘，以新文學創作的方式延續了舊文人詩詞歌賦的 老路。魯迅的選擇當然與他具有創作才能，且能堅持寫作有很大的關係。毛澤東從小即留意詩詞寫作，甚至到老年還懷抱更想當詩人的夢想。（注9）只可惜他詩情 雖濃鬱，才分卻有限，吟詠不輟一輩子，也就留下了那幾十首可用以書贈他人的詩詞。假使科舉制還會延續下去，像毛這類性喜舞文弄墨的人物，即使無緣仕途，只 要鄉試中考得個出身，多少也可在本地享有紳士身份，過上吟詠田園的詩意生活。但廢科舉之後的鄉村再也沒有讀書人施展才能的機會，這才是毛澤東不安心在家苦 熬那艱辛的耕讀生涯，也無意幫父親記賬理財，因而常被父親指責為懶惰和不孝的原因。
在延安給斯諾講述其早年經歷的時 候，毛澤東已帶領工農紅軍上井岡，走長征，積累了豐富的階級鬥爭經驗。身為紅軍首領，又是中共高層中知名的人物，毛講起他當年與父親衝突的細節，自然有意 無意間會將某些陳年舊事納入他階級鬥爭語境中的後設敍述。毛所講述的毛父發家史明明顯示，與當時農村中絕大多數富裕中農、富農和中小地主的情況相近，毛順 生也是靠勤勞、節儉和善於經營才逐漸脫貧致富，過上了維持溫飽的日子。但在有關他父親刻苦經營和勤儉持家的講述中，毛卻特意突出了父親的吝嗇和苛刻。毛告 訴斯諾，他父親雖僱有長工，仍親自率全家人下地幹活，最使他耿耿於懷的一點就是，他從六歲直到十七歲出外讀書之前，父親一直都在迫使他課餘時幫忙幹活。他 也不滿父親持家節儉的生活方式，並以訴苦的腔調說：“他一文錢也不給我們，給我們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對僱工們特別照顧，給他們雞蛋下飯吃，可是從 來沒有肉。對於我，他不給蛋也不給肉。”（注10）
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毛貽昌）。
讀 者若能摘掉階級鬥爭的有色眼鏡，反讀毛這些講述，毛所描繪的吝嗇鬼父親之所做所爲豈不正好戳穿了流行的階級鬥爭故事所編造的謊言。像毛順生這樣辛辛苦苦、 長期勤儉持家才過上溫飽日子的農人正是千千萬上中農、富農和地主的典型代表，是千百年來延續在華夏大地上默默耕耘的務農精英。他在飲食上苛待家人和自己， 不過為多積累些財富；而給長工吃的更好，當然是搞點物質刺激，激勵他們更賣力地為自己幹活。他的作爲至少向我們傳達了一個與高玉寳捏造的周扒皮那類黑心地 主截然相反的信息：（注11）在傳統的鄉土中國，僱主對僱工未必都採取殘酷壓迫和狠心剝削的手段。就拿毛順生的情況來説，不管他生性多麽吝嗇，在處理僱工 的待遇問題上，他顯然考慮到鄉間習俗所約定的某些規矩，無論如何也得對僱工表現出鄉黨間應有的溫情。因此他再吝嗇也只能吝嗇到自家人頭上，尚不至於吝嗇到 在僱工的飲食安排上過分小氣的地步。在蕭瑜的那本回憶錄中，個別的細節也以令人感動的事實亮出了毛澤東自述的偏頗。比如蕭書中夜訪何叔衡家那兩章，（注 12）寫的是蕭和毛暑期到外縣行乞遊蕩的趣事。何家在當地是一戶十分普通的自耕農，由於全家人善良勤勞，莊稼長得好，生豬養得肥，好客的何父古道熱腸，把 蕭與毛這兩位半夜登門的不速之客奉若稀客，給予他們極其熱情的招待，期間的每一個細節都讓人感受到當時湖南鄉間淳厚的民風和自耕農日常生活中濃鬱的田家樂 氣息。此外，他們倆一路上打秋風在劉翰林家和各家店鋪受到的款待，沿途乞討過程中，普通農戶也都樂善好施，待人溫厚，種種見聞無不反映出“土地革命”前的 湖南農戶大體上都安居樂業的現狀，以及社會上比較敬重讀書人的風氣。只可恨曾深受其恩澤的毛澤東後來閙起暴力分田，不但摧毀千百萬家像毛父或何父那樣勤勞 致富的家業，敗壞了他們所傳承的民氣民風，而且把家家戶戶最終都弄成了貧農。
（《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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