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李掌權究竟面臨什麽樣的經濟困境？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陳亦凡

三、經濟困局，考驗習李
　　
　　與胡溫新政相比，習李體制的確不算運氣。2002年胡錦濤上任時，中國經濟蓄勢待發，增長動力十足。2012年，胡錦濤的繼任者面對的將是經濟失去動力的風險，而維持經濟增長所需的大規模改革也尚未起步。

　　過去五年，中國的增長率下降了一半，從2007年同比經濟增速超過14％的峰值下降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7.4％。這是國外經濟危機和國內不作為共同導致的結果。結束經濟下降的趨勢是習李新政面臨的最緊急的任務。
　　
　　
　　習李新政面臨的經濟困局

　　在胡錦濤的前任江澤民的領導下，中國實施了影響深遠的經濟改革，並最終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在改革中，數千家臃腫的國有企業關門，為私營企業帶來了發展空間，住房市場開放，開啟了房地產市場長達10年的繁榮。

　　那麽，已經開始全面掌權的習近平，正面臨什麽樣的經濟困境呢？

　　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國經濟學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對《華爾街日報》指出，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改革是機構改革，可以說這些改革為過去10年的經濟增長打下了基礎。在此之後主要是小修小補和社會支出的增長。

　　長達10年、每年增幅接近10％的經濟增長使中國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數百萬人脫離了貧困，中國新興的中產階級成為了全世界企業的目標消費群體。但是，經濟的快速增長可能削弱了胡錦濤推行必要改革的抱負。反對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在他執政的最後幾年對金融危機做出反應的緊迫性，也是阻礙他實施改革的絆腳石。

　　從2002年到2007年，中國出口的年均增速接近30％，創造了數千萬個就業崗位，但是在胡錦濤卸任之際，由於工資水平的日益增長，人民幣的走強，以及可供開發的新市場有限，出口驅動的增長模式正在受到打擊。

　　胡錦濤就任時，中國的房地產需求十分強勁。很大一部分城市人口住在破爛的住房或工廠宿舍裡。隨著收入的增長，越來越多的人湧入城市，房地產投資激增。地方政府向開發商出售了大片土地。

　　現在，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已經走到了盡頭，城市的天際線上到處是未完工的建築，瑞信（Credit Suisse）地產業分析師杜勁松說，過去的投資導致房地產供應過剩。2012年前10個月的新建住宅施工面積下降了12.7％。

　　國有部門的改革已經停滯，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出現了倒退。胡錦濤執政時期，民營企業無法進入電力、石化和銀行等戰略性產業參與競爭。在此期間，政府還推出了一個旨在打造全國龍頭企業的產業計劃，導致國內經濟扭曲，並日益將中國拖入與貿易夥伴的衝突之中。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盧峰說，儘管經過了30年改革，但民營企業在很多領域依然沒有平等的市場准入權利。

　　與此同時，中國的勞動力規模已經達到最大化並將開始萎縮。據聯合國估計，從2000年到2015年，中國增加了1.03億勞動年齡人口。激增的勞動力壓低了工資標準，大大提陞了中國的出口競爭力。但從2015年到203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6900萬，在工資和出口競爭力方面也面臨相反的效應。這令人進一步質疑中國獨生子女政策是否合理。
　　
　　
　　2008年5月，習近平乘飛機視察地震災區。
　　　　
　　刻意避免更為激進的改革

　　胡錦濤上任時，中國對機器和基礎設施的渴求意味著對工廠、道路和橋梁的投資通常都能得到回報。但隨著此類需求趨於飽和，這種投資的盈利能力也開始衰退，打擊了企業借款和銀行放貸的意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估計，中國經濟的產能利用率已經從21世紀初的接近90％下降到2011年的60％左右。

　　這造成的結果是：中國潛在增長率的下降。花旗集團（Citigroup）國際經濟學家希茨（Nathan Sheets）估計，中國潛在增長率已經從2008年的大約10％降至2012年的7％至7.5％。

　　胡錦濤執政期間，中國在經濟改革領域也並非完全沒有作為。取消農業稅有助提高中國6.5億農村居民的收入。擴大公共服務的範圍（包括擴大教育覆蓋面）則釋放了更多可供家庭用於消費的資金。

　　四大國有銀行已經公開上市，這會進一步激勵它們按照市場原則進行經營。但這股勢頭在2009年和2010年出現了倒退。當時中央政府要求銀行為地方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提供數萬億元的資金。但有跡象表明金融業改革正重回正軌，放開原先受到嚴密管制的利率就是一個例證。

　　為了實現中國經濟的再平衡，讓中國經濟更多地依賴家庭消費，中國的人口結構變化實際上將起到作用，因為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將推動工資上漲。

　　現在中國家庭收入增速已經高於整體經濟增速，不斷增長的家庭收入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實現再平衡的重要推動因素。2011年，家庭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佔比從2010年的34.9％上昇至35.4％，雖然和歷史以及國際標準相比這一份額仍然很低，但這一方向無疑是正確的。

　　但在大多數情況下，過去10年裡中國領導人滿足於對經濟增長率進行微觀調控，回避深層次的結構改革。美國財長蓋特納曾說，這種方法不再管用了。蓋特納說，中國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更加複雜的經濟體，中國領導人不能只是坐在那裡按照以往的方式管理經濟，指望能實現經濟活動的大規模擴張，而不會扭曲經濟以及帶來種種長期問題。

　　巴克萊資本（Barclays Capital）中國經濟學家黃益平說，他理解為什麼中國領導人到目前為止一直在刻意避免更為激進的改革。他說，從本質上講決策者都是一個樣。改革總是意味著風險。如果無需改革就能實現高速增長，那為什麼還要冒這個險呢？
　　
　　或傾向於審慎的經濟改革
　　
　　十八大後亮相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七名常委，在西方媒體看來，似乎是一個保守派集團，他們很可能傾向於審慎的經濟改革，回避更為徹底的政策變化。儘管這種漸進式方針在過去十幾年中對國家是有益的，但有些人擔懮，現在需要采取更加大膽的舉措纔能確保中國經濟健康發展。

　　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將低於8％，這將是十多年來最疲弱的表現。儘管中國正出現一輪反彈，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一場投資繁榮，許多分析師警告稱，這種繁榮是不可持續的。

　　要釋放消費的力量、使其成為更大的增長推動因素，就需要實施一些艱難的改革：從放開受到嚴密管控的金融體系，到遏制國有企業過強的影響力。

　　正如各方所預期的，李克強將在明年3月接替溫家寶出任總理，從而成為經濟事務上的最終權威。有人希望，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的李克強，可能會致力於遏制國有企業的影響力——他在今年早些時候曾對世界銀行一份呼籲采取此類行動的報告給予肯定。

　　“他真的認同那份報告的內容，”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

　　但是，作為另一個支持改革的強大聲音，王岐山在政治局常委中只排在倒數第二的位置。許多人曾經希望，此前擔任分管經濟和金融事務的副總理的王岐山，將被授予經濟方面的更大職權。結果，他卻執掌中紀委。

　　對改革派來說，更令人擔懮的是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進入政治局常委會，這將使他在最重大的經濟決策上擁有發言權。在張高麗的領導下，天津這個北京以東的龐大直轄市成為中國增長最快的地區。但天津采用的經濟發展模式，恰恰是中央政府近年來試圖讓中國擺脫的。天津背上了巨額債務，建造了大量目前處於閑置狀態的辦公樓、住宅和高速公路。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唐傑表示，政府經濟戰略的主要方面不太可能發生變化。“誰掌權和哪些政策得到實施之間有一定關係，但關係並不是很大。政策將會有連續性和穩定性。”(《明鏡月刊》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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