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密報》編譯 巫古森
十八大後的中國已有十多個省份、自治區和直轄市換上新任書記和行政首長，大規模的職位調動和安排被視為是在為習近平未來幾年得以充分落實十八大路線和方針做準備。由於牽涉的省份和直轄市等職位皆是未來重要政治人物的指標、新任書記和省長們的特質和政治傾向也可以反映出新領導層的政策方向，這次的人事變動也更加引人注目。
保守派最後可做的只剩逮捕一些在廣州南方報業集團總部外抗議的抗議者。
“社會治理”經驗者受重用
香港中國專家林和立1月4日於詹姆斯頓基金會的《中國簡報》上表示這次的人事調動展現出新領導層追求的是漸變和穩定。同時，許多第六代的領導(1960年代出生的政治新星)也是這次的人事變動的主要角色，他們有機會在新職位上建立起全國性的知名度以及改革聲譽。
由於這次幾個省份和主要城市的領導層變動屬於內部的升遷，林和立認為這顯示北京領導層對持續性的重視。舉例而言，上海、吉林、陝西和浙江的新任黨委書記分別是韓正、王儒林、趙正永和夏寶龍，他們皆是同個轄區內的前任省長或市長。貴州、浙江、陝西、山西和吉林的新任省長或是代理省長分別是陳敏爾、李強(代理)、婁勤儉(代理)、李小鵬(代理)和巴音朝魯(副省長及代理省長)，他們在此升遷前皆已在同個省份的高位上。
值得注意的是，59歲的吉林省委書記王儒林、60歲的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以及53歲的浙江代理省長李強皆曾在各自的省份擔任政法委書記、負責警察與司法機構的調度和管理。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的政法经历更豐富，他曾任安徽省公安廳廳長、武警安徽省總隊第一政委、以及安徽省和陝西省政法委書記。林和立表示這些領導的背景顯示北京對所謂“社會治理”的重視，而此社會治理是指壓制異議和盡可能削弱任何對中共政權的挑戰。
穩定至上
最高領導層對穩定的重視也反映在一件事上：地區性的人事調動基本上是按照鄧小平提出的“五湖四海原則”進行調整的。此原則要求在派置黨領導時，應考量派別、行政專業和出身地以達到某種平衡、避免任人為親。
舉例來說，廣東新任省委書記胡春華和吉林代理省長巴音朝魯是胡錦濤領導的共青團團派的成員；政治生涯有大部分時間在上海的58歲的韓正則與團派和江澤民領導的上海幫都有淵源。此外，59歲的新任上海代理市長楊雄的政治生涯也幾乎都在上海。韓正與楊雄兩位在上海高層的委任是接續“上海人治理上海”的傳統。李鵬的長子李小鵬則是第五代太子黨中少數幾位被視為可能有更多發展的人。
總書記習近平和即將接任總理的李克強的愛將們也在這次新一波升遷中出頭。62歲的貴州代理省長陳敏爾在習近平於2004年至2007年任浙江省委書記時為浙江省委宣傳部長。58歲的新任福建省委書記尤權長期在國務院当官，他被視為是李克強的心腹。
缺乏改革背景的“個性幹部”
高層人事變動中沒有幾個新面孔具有改革背景。他們也不像是有群眾魅力的領導人、也不是中國媒體曾形容過的“個性幹部”。他們的升遷是基於長久以來的原則，也就是習近平表示過的：“選拔幹部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
林和立解釋，在中國現有的政治脈絡中，所謂“德”就是不經思考地跟隨黨的指示。以這樣的解釋來看，幾位地區領導在接任新職位後的演說中強調對中央領導忠誠就不這麼令人意外。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說：“中央決定我任浙江省委書記，這是黨中央對我的信任和重托…我決心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緊緊依靠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協等各大班子和省軍區、駐浙解放軍與武警部隊及中央駐浙單位…為浙江的發展和人民的幸福勤勉工作，勵精圖治，奮力開拓，不辱使命。”新任內蒙古黨委書記王君也承諾將“深入學習黨的十八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的一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自覺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的決策部署和要求上來。”
更有許多新任領導不具有可靠的金融、管理或資訊科技專業背景，僅因身為高級黨幹部而獲得升遷。天津市委書記孫春蘭是前任福建省委書記，她是政治局內僅有的二位女性委員之一。62歲的孫春蘭的政治生涯自鞍山鐘錶總廠的工人起始，在她轉任福建省前，她曾是遼寧省婦女聯合會主席、遼寧省總工會主席。但是林和立問道，她是否真的是金融與高科技的新中樞、中國大都會天津市的最佳領導候選人？
林和立認為陝西省代理省長婁勤儉是新任升遷領導中最具有專業背景的一位。婁擁有計算機工學博士學位，在2010年成為陝西省副省長前，曾任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11年。在過去2年之中，婁為陝西省吸引了許多高科技跨國公司進駐此內陸省份。
第六代領導
在這波高層人事變動中最受矚目的應該就是兩位於十八大進入政治局的第六代領導人──胡春華與孫政才的去向。香港媒體流傳胡春華很有可能是接任習近平的下一任總書記、而孫政才則是在10年後接任總理李克強的人選。
以專業性而言，孫政才比胡春華更具專業才能。
林和立表示假使光以專業性而言，接任重慶市委書記的孫政才比僅是黨內事務專家的胡春華更有專業才能。孫是農業專家、曾任北京市農林科學院副院長，在2009年成為吉林省委書記前曾作過3年的農業部部長。中央組織部部長趙樂際稱讚孫不只“政治上堅定，領導經驗豐富，熟悉黨務和經濟工作”，也稱孫的“視野開闊，決策果斷，組織領導和駕馭全局的能力强”。
接任改革派政治局委員汪洋成為新任廣東省委書記的胡春華相比之下則只是黨內的高級黨幹部，並沒有金融、外貿或是高科技的專業背景。胡在西藏待了19年、內蒙古則是待了3年，他因而有許多面對法律和治安上的挑戰的經驗，包括解除西藏和內蒙古內反北京暴動的危機。
然而，像胡春華這樣快速高升的政治新星是否可以接手汪洋的廣東、成功地將珠江三角洲從“世界工廠”轉型為全球性的創意中心？要注意的是，胡春華在接任廣東省委書記的職位後，他強調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傳統、將建立可信任的黨員團隊視為首要任務，而非重視治理機構和體制的改革。胡在上任後對廣東地方官員說要將廣東省常委會“建設成一個團結的班子、幹事的班子，一個有號召力和戰鬥力的班子。”
陝西省代理省長婁勤儉是新任升遷領導中最具有專業背景的一位。
改革傾向仍不明顯
林和立指出中國自文化大革命以來，政治局常委會的委員幾乎全都擔任過各個省份、自治區或是直轄市的黨委書記。在7位新任政治局常委中，只有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不曾擔任過省委書記。如同官媒《環球時報》在一篇社評中表示，省委書記是“中共最高領導集體非常突出的人才庫”，而“中國的體制安排要求省委書記必須有駕馭全局的能力，他們需要有‘氣場’，有權威，又要有親和力，並有極高的學識和眼界。這是對領導者能力的綜合考驗。”
毫無疑問的，全部的新任黨委書記──以及部分的省長──皆受過處理許多政治挑戰的同時聽從中央指令的訓練。然而，林和立強調，這些新任領導是否能在改革議題上也有新發展，如同習近平的深圳行所想要展現的，仍是個未知數。
希望新任領導人在改革議題上有新發展，首先是要觀察習近平本人的改革傾向，畢竟“中央”代表的份量是省份區域遠遠不及的。習近平的深圳行的確展現了經濟改革的決心，但是改革者的腳步並不會停在經改上。習近平究竟是不是一位改革者？
《南華早報》總編輯王向偉認為雖然現在回答此問題還嫌太早，但是有一些令人樂觀的徵兆顯示習近平和新領導們不只承諾改革，更已經表現出他們願意處理某些極端棘手議題的意願。更重要的是，新領導層的接班其實還未完成，習近平必須等到3月的人大會議才會正式接任國家主席。
改革的預兆或是曇花一現？
王向偉表示習近平到目前為止已經對一些議題展現改革意願，在接任最高領導的初始階段即作出這些決定讓許多分析家感到樂觀。
首先，中央政府提議進行一個為期2年的試驗讓私人企業提供國內電信服務、此舉將可打破國有企業在此產業的壟斷。這是新領導層挑戰國有企業在某些利潤豐厚產業的獨佔所採取的第一項具體政策。王向偉認為此作為與過去10年胡錦濤與溫家寶的空談形成強烈對比，在他們在位的10年中，也曾多次提及清除私人企業的障礙，但卻沒有真正的具體作為。
更重要的一項政府改革政策是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近期承諾將在今年“停用”惡名昭彰的勞教制度。已延用55年之久的勞教制度讓警方可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拘留遭逮捕人長達4年，此制度已是中國司法改革毫無進步的象徵。孟建柱的公告緊跟在習近平於中國憲法30周年紀念活動上強調法治的講話之後。
一些維權運動者還是抱持著存疑的態度，主要因為孟建柱或官方的公告上皆避免使用“廢除”或同等效力的字眼，反而強調將對勞教制度進行“改革”。但一些分析家認為官方希望保持模糊空間的原因在於，制度的完全廢除還需今年3月的人大會議批准。
另外，對於此次不只在媒體界、甚至在中國民眾之間皆引起軒然大波的南周事件，官方最後採取的是利用協議進行和解的溫和手段，王向偉認為這也是代表中國新領導層實用主義路線的象徵之一。
“黨管媒體的方式要與時俱進”？
中國政治分析家、北京中國研究中心教授墨儒思(Russell Leigh Moses)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文章表示，習近平在南周事件上的沉默很可能反映出的是保守派當道，改革派也對是否要繼續在事件上做文章、推進改革一事有所遲疑。有沒有可能新領導層對新作風新氣象的要求全是一場秀，目的只是為了讓民眾以為新領導層代表的是新的風格，但實際上卻沒有絲毫實質的改變？
墨儒思不這麼認為，他也相信因廣東省宣傳部長事後審查新年獻辭所引起的南周事件並非一次性的單獨事件。也許習近平並沒有對此事件明顯地表態，但是有許多徵兆顯示習和他的盟友們並非完全反對與媒體進行對話、討論北京可容許的報道界線。
官媒《人民日報》1月7日的社評甚至希望“黨管媒體的方式要與時俱進”。墨儒思強調在這類主流的黨媒體中出現的評論不會在黨中央不知情或不支持的情況下出現。的確，這篇社評不是在頭版、也並非那種當領導層希望強調某個觀點時會看到的尖銳社評。但重要的是，這篇社評的出現使得黨內保守派必須反擊，並快速地利用另一家以異常敵對任何外國批評而聞名的全國性報紙、暗示這次媒體爭議中有“境外勢力”的介入。
期待新氣象者仍然可以保持樂觀
假使習近平與他的領導團隊所展現和要求的新作風是在欺騙中國民眾和黨員，他們其實大可以回到他們前任者所建立起的預設保守狀態、並以其它方式重擊《南方周末》。他們選擇不遵循此道路也許代表著他們認為在黨內這些老舊手法已經不再受到歡迎。
當《新京報》拒絕聽從中宣部指令刊登批評《南周》的《環球時報》社評時，官方最後也以不傷面子的方式取得《新京報》的妥協，雙方皆有台階可下。墨儒思表示保守派最後可以做的只剩集結地方公安力量逮捕一些在廣州南方報業集團總部外抗議的抗議者。
但這場抗議事件對希望整個體制改變的改革者而言也不算是一場勝利，畢竟廣東省宣傳部長庹震最終並沒有下台，一些強力要求庹震下台的記者也很可能在未來遭到報復而被默默地犧牲。無論如何，那些希望習近平打破中國政府以維穩為首的傳統治理模式的改革者必然將感到失望。
然而，墨儒思仍強調，對單純希望中國政治能出現一些不同與以往的新氣象的人而言，南周事件仍然是一種進步：政府採行的是一種滿足大眾但同時也讓官員更好做事的策略。這次在網絡上所引發的憤怒並不小，但黨的確也在某種程度上成功地維持住了現有的界線。
官媒《人民日報》社評強調政府的改革政策需要公眾積極參與。
習近平的方向
在南周事件後，習近平將朝哪個方向前進？墨儒思認為新領導層可能的路線可以從1月11日《人民日報》標題為 “改革需要更廣泛群眾基礎”的評論中看出一些端倪。
儘管這篇社評首先是指出小微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困局，但它隨即提出了更廣泛的困境：“別讓群眾的創造熱情撞到‘玻璃門’、碰到‘天花板’”。社評中寫道：“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殷切期待，對改革發展的參與願望，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熱切。”因此，政府提出的改革“必須充分吸納群眾不同意見，積極推動公眾參與。”社評更強調，公眾參與是否成功地被推動“直接關乎改革方向、改革效果、改革成敗。”
墨儒思認為這篇社評相當重要，它以兩種方式在推動政治界線的擴大：提高公眾參與和期待、以及增加習近平團隊可伸展的可能性。南周事件中官方所展現出的妥協姿態或許已經是種進步，但希望公眾能在政策制定中扮演主要角色具有更重大的意義、任務也更加艱困。
或許在新領導層剛接班的幾個月以來，改革政策仍顯空洞不足，但至少習近平與他的團隊在現階段還沒有完全向保守派低頭。（《中國密報》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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