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交通發展業的最大市場
除了農村建設與城市農民工問題外，在城鎮化的過程中，農村土地等問題也是需要一起考慮的。黃華躍指出：“中國有好幾起因為政府徵地而引起的不必要抗爭，農民願意保留耕地，但從經濟發展上來說，村和小城市的領導，想把地徵出來，用作倉庫或工業生產，這之中就會是很大的問題。”
黃華躍對《外參》表示，要在大城市完成現代城市化，不是太難的事，但在農村就不同了；80年代農民的耕地重新劃分了一次，所以農民對土地的擁有權與城市的居民不一樣，要在原地發展城市化，很有必要在政策上先考慮到這一個問題。
中國過去30年是高消費、高支出的經濟發展模型，在這之中有一大部分的支出是在交通上。“就像我們研究院同事間說到，中國是交通發展業最大的一個市場，每年都有成億的人在中國跑來跑去，對環境、社會成本來說，是非常大的損耗。”
黃華躍認為，若依照理克強的構想，把城市化帶到四、五線的城市裡面，就能減少很多不必要的流動，這對中國經濟發展、環境成本的控制會是很大的幫助。
打貪證明政府已無法容忍
只是，中國在不斷發展經濟的同時，貪腐仍嚴峻。對一般的經濟學家來說，腐敗的增長與經濟的成長無法並存，中國是個例外。著有《雙重悖論：中國的高速成長和貪腐增長》（Double Paradox：Rapid Growth and Rising Corruption in China）的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林肯分校（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政治系教授魏德曼（Andrew Wedeman）在接受《明鏡》採訪時點出，中國能同時在腐敗加遽的情況下，享有經濟的高度增長。
魏德曼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與腐敗並存，是因為從1980年開始到1990年初期的經濟改革，創造了大量的新財富，同一時間，這些財富又從國家的手中轉移到市場中，改革在這個過程裡創造了巨大的利潤，最後，這筆財富被兩個群體瓜分，一個是控制分配的官員，這些人掌控從國家到市場的財富分配，另一個是仍然在市場中創造巨大財富的人。
雖然貪腐本身不會促使中國的經濟崩塌，但魏德曼指出，長期來說，如果中國官員沒有成功遏止腐敗，則貪腐會逐漸傷害中國的經濟，貪腐會變成越來越拖累經濟成長率的因素。
黃華躍對《外參》表示，中國新一屆政府把反貪污放在第一位，是一個非常明智與必要的作法，因為貪腐不只是對政權的威脅，或是影響到政府的工作效益，還會影響到整個社會與中國企業的文化。“這已經不是官員之間或官員與商人之間的問題，就是商人與商人之間也有這樣的行為。它不是一個正面的經濟效應。所以改變這種情況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習近平上任後，在打擊貪腐問題上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氣勢，重慶北碚區委書記雷政富被免除職務並立案調查、北京青雲航空儀錶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王雨田因受賄被判刑，廣東也在40天內拿下5名廳級貪官。
美國里奇蒙大學（University of Richmond）文理學院副院長、政治系主任王維正對《外參》表示，打貪腐在政治上幾乎沒有什麼風險，因為中國大陸人民對貪腐非常厭惡，現在的領導人去整治貪腐，可以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中共說，如果不再整治貪腐，有亡黨亡國的危機，相信是出自正確的認知。”
黃華躍則認為，現在政府打貪，到底是真的下了決心，還是只為了鞏固民心、作作秀，還很難說，但他相信政府已經對貪腐的後果有了的認知。
“政府很少會比商業行為先走一步，當政府真的提出了政策，非常有可能是為了因應社會和商業的需要，也就是說，政府做這些事，證明了腐敗的程度已經不能容忍了，或貪腐這件事已經是對社會的威脅，或造成社會不穩定。”黃華躍對《外參》說。
“如果把層次提升到（貪腐）是對政權的威脅的話，就是中國政府在沒有選擇的餘地下，必須要改變現狀才做出的行動。”黃華躍說。
黃華躍解釋，其實這是每個政府都要經歷的陣痛，若回顧70年代的香港和60年代的新加坡，就會發現兩者都走過了如何砍斷政府官員和商人之間互利經營方式的過程，因此官員貪腐並非中國特有，香港、新加坡外，其他很多的國家，特別是印度，也都有很大的問題。
“世界上很多國家跟印度做生意，最大的抱怨，或是認為最受限制的地方就是政府官員貪污。中國在現代化或國際化的過程中，是否能改變貪腐情況，是很重要的課題。”黃華躍對《外參》說。
未來，不管是整治貪腐，或是經濟改革，黃華躍認為只要有共識，要推動應該都不是問題，只是共識形成的過程可能會長一點，特別是把今日的中國與30年前相比，政治環境已經不太一樣，在此情況下，要取得共識不一定是易事，但黃華躍相信要是中央與各省委有共識，策劃一個不會對中國經濟帶來太大衝擊的藍圖，應該不難達到。
習近平上任後在打擊貪腐問題上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氣勢，重慶北碚區委書記雷政富(圖)被免除職務並立案調查。（新華社）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