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幕》編譯 蕭憲聰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第二次就職演說中說道：“我們將展現試圖和平解決與其它國家分歧的勇氣，但這不是因為我們對面臨的危險持幼稚態度，而是因為接觸能夠更持久地化解疑慮和恐懼。” “重返亞洲”是奧巴馬政府所強調的外交政策，但亞洲幅員廣大，接觸的對象自然不只有日本、韓國和台灣等盟友，軍事力量一天比一天強大的中國才是重點，尤其在中國民族主義和解放軍話語權逐漸增強的情況下，美國該怎麼與中國保持既競爭又合作的微妙關係？該如何化解雙方分歧？
習重視解放軍超越江、胡
自2010年以來，中國似乎與和平崛起之路線漸行漸遠，展露針對南海和東海領土爭議的強烈企圖和霸氣，造成周遭國家惶恐不安，而習近平上任後鋒芒畢露，宣稱民族復興是最偉大的“中國夢”，更於日前中央政治局的講話中，明確表示對領土和安全問題絕不妥協的決心，呼應前些日子他告訴解放軍要隨時準備好，培養打贏戰爭的鬥志。《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作者，美籍華人章家敦（Gordon G. Chang）發表在《外交者》（The Diplomat）的文章指出，傳統上中國領導人都喜歡提到軍隊，但像習近平這般積極的，倒是不常見，他對解放軍的重視，遠遠超出兩位前任江澤民和胡錦濤。
解放軍越來越強大，話語權也增強。
章家敦不認為這是好現象，而是中共定期走上的歪路。習近平訴諸民族主義的原因可能有二：一者他是不折不扣的民族主義者，解放軍的現代化帶給他無比信心；二者面對體制內越來越多的壓力，他必須轉移焦點，讓矛頭一致對外。當然，兩者皆是的可能性也不低。
依舊是“黨指揮槍”?
大多數分析家同意，解放軍仍牢牢地在北京文職領導人的控制下，例如許多報導暗示著，中國侵入釣魚島領空和領海的挑釁，是直接出於習總書記指示。此外，章家敦引用蘭德公司（Rand）政治學家斯科特•哈羅德（Scott Harold）的說法，只要有需要，黨可以隨時關閉鷹派的強硬言論，例如2011年胡錦濤訪問美國時，“突然間，每個人都閉嘴了”，哈羅德如此告訴路透社記者，他所指的便是大膽又直言不諱的軍方人士。
然而，軍隊不見得一定要乖乖聽話，這從胡錦濤一再警告不要輕信軍事政變的謠言就能一窺究竟。他也再三提及忠誠問題，強調解放軍必須絕對服從於黨，有趣的是，如果一切都很好，為何胡老是繞著這個話題打轉？習近平上任至今時間並不長，同樣以軍委主席的身分發出聲明，這些語句並不陌生，至少就表面上來看，“黨指揮槍”沒有疑問。
軍事力量不容小覷
解放軍力量之強大，就連最惡名昭彰的政治人物都不容忽視。章家敦舉例，去年2月初，王立軍出走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事件剛剛發生時，薄熙來曾拜訪位於昆明的第14集團軍，該軍團由父親薄一波建立，此舉被分析家認為，在政治生涯陷入危機之際，薄熙來試圖炫耀自己是革命後代，從而爭取解放軍支持。
2012年4月，另一起與軍方有關的政治傳言甚囂塵上。章家敦說，江澤民與胡錦濤和政治局常委坐下來共同討論薄熙來問題之前，他先見了軍隊將領，後來會見胡錦濤等人時，地點選擇在中央軍委北京的總部，一個強大的象徵意義昭然若揭。事實上，控制軍隊一直是共產黨執掌權力的基礎，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軍隊，部隊人數高達230萬人，而且毛澤東講了一句名言：“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許多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包含薄一波都帶過兵。
就在文官相繼腐敗、政府公信力迅速跌落之時，恰好給了軍隊最好的表現舞台，去年甚至有左派分子公開呼籲，讓軍隊領導人介入國家政治，因此我們不難發現，如今軍事力量於政治中發揮更大作用，高級將領看起來就像獨立行動的文職官員，他們勇於批評政策，對外交事務說三道四。
解放軍可能成為最有力派系
章家敦認為，當軍隊對政治和政策的干預越來越明顯時，解放軍很有可能成為黨內最有力的派系。軍隊一向善於保持凝聚力，而習近平的太子黨相較之下如同一盤散沙，畢竟太子黨只是用來泛稱有政治世襲家庭背景的官員，彼此之間政見並不見得一致，派系缺乏共同目標，各自的晉升過程也不如上海幫或團派那樣擁有相似經驗。
所以，習近平似乎沒有大聲說話的權力基礎。常委會裡頭多的是江澤民安排的黨羽，胡錦濤則拿了中央軍事委員會這塊餅，習該何去何從？一般而言，中共總書記所率領的派系通常是黨內第一派系，但習近平的太子黨顯然不是。章家敦說，如果他有意鞏固搖搖欲墜的位置，最快途徑就是依靠軍隊，而且曾經身為耿飈秘書，習與軍隊的連結不言而喻。
習近平依靠軍隊鞏固權力。
每當新領導人接班時，黨和解放軍難免有一番討價還價，而十八大更是如此，因為這次十年一度的接班開頭並不順利，先有王立軍、薄熙來震撼政壇，後來習近平神隱近兩周，另外領導人的家族資產也成為外媒關注焦點，乃至於2013年初發生的南周事件，都在在說明從胡到習儘管是一段和平的權力過渡，但過程卻顛顛簸簸。混亂情況下，北京強硬分子遂得到話語權，因此領導人談論戰爭和採取近乎“好戰”的態度便不太令人驚訝。
我們無不對新領導人充滿期待，但章家敦警告，不要指望太多，假使中國一心一意亟欲拓展邊界，國際社會（如印度、菲律賓和日本）與北京保持良好關係猶如緣木求魚。而且要是習近平言出必行、劍及履及，各國很難在領土爭議上討到什麼便宜。對奧巴馬總統而言，細緻入微地創造一個與中國接觸的政策是上上之策，不過他很快就會發現，事情總是說的比做的簡單。
民族主義提供中共政權合法性
中國與日本對於釣魚島的爭端持續惡化，使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提出警訊，告訴北京不要試圖改變現狀，現實上釣魚島仍屬日本政府管理。而北京不出意料，強力回擊，指稱希拉里的話語助長日本右翼勢力，導致局勢進一步緊張。對此，《新海峽時報》（New Straits Times）專欄作家秦家驄（Frank Ching）提問，到底誰才是導致日本右翼抬頭，並煽動中國民族主義的始作俑者？
答案淺顯易見，就是中共，且值得注意的是，這是20年來操作下的結果。秦家驄引述知名學者，同時著有鄧小平傳記的傅高義（Ezra Vogel）指出，鄧小平再清楚不過，與所有國家維持良好關係是符合中國利益之事，包含美國、蘇聯、日本和東南亞，他也極力推動中日文化交流，進口日本節目和電影，讓年輕學子彼此接觸；換句話說，1980年代中國人對日本並沒有敵意。
轉捩點出現在六四事件。當毛澤東去世，鄧小平進行改革開放，黨大力懷抱市場經濟，人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逐步蒸發，這意味著革命和階級鬥爭的精神蕩然無存，最後在社會不安和要求民主的聲浪下，爆發這場共產黨最大的生存危機。在血腥鎮壓後，中共知道馬列思想已不管用，必須尋找新招牌維護黨對權力的壟斷，於是，他們決定利用民族主義和愛國教育來洗腦。
根據傅高義，鄧小平曾說：“過去十年裡，我們最大的失誤在教育領域，主要是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不僅是學生，還有一般人。我們沒有告訴他們前人如何艱苦奮鬥以及舊時代的中國怎麼歷經滄桑，這是嚴重錯誤。”
中共再次利用日本救命
耐人尋味的是，毛澤東本人也不仇日。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中國，建立兩國外交關係，他一開始為國家在二戰時期對華侵略道歉，但被毛澤東制止，毛說共產黨應該感謝日本，如果沒有這場戰爭，共產黨不可能奪得政權。毛澤東沒有諷刺的意思，1930年起，國民黨多次實施“剿共”，紅軍幾乎被消滅，然而1936年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軟禁蔣介石，讓國民黨終止與共產黨作戰，提前抗日，接下來的幾年裡，共產黨“一分抗日、兩分敷衍、七分壯大”，最終拿下內戰勝利，贏得統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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