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胡锦涛最内外交困年

未普

2011年是胡锦涛执政的第九个年头。这一年是中国政治发展全面倒退的一年，是社会溃败急剧恶化的一年，是中国的维稳内政走到尽头的一年；也是中国外交焦头烂额的一年，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越发孤家寡人的一年。这一年是胡锦涛执政以来最内外交困、最难以为继的一年。

在内政上，胡锦涛把他的大维稳体制推向了极致。年初，为了防止茉莉花革命在中国传播，仅在北京，胡就动员了数十万警力连月在高校、王府井、天安门等人员聚集的地方，加班加点，戒备森严；国安和网管部门把监控的触角伸向每一个他们认为有嫌疑的思想活跃分子，包括不安定因素如农民工，监视他们的行踪，窃听他们的电话，骇客他们的微薄；对他们的处理，轻则删贴喝茶，重则扣留判刑。

胡锦涛的大维稳体制和执政方式引发民间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从4月到10月，左派和自由派以各种理由连续举行座谈会和读书会，以不同的语言谴责胡锦涛执政当局。左派谴责胡锦涛对官员贪腐和贫富悬殊不作为，玩击鼓传花，把危机丢给下一届领导人，是误党误国；自由派则抨击胡锦涛对政治改革不作为，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造成中国政治的严重腐败和社会的全面溃败；而风起云涌的群体性事件，表明胡锦涛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思维已经失败。

官方知识分子也加入了对胡锦涛当局的未到秋后便已算帐的行列。12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了一部《反腐倡廉蓝皮书》，以罕见地坦率口气，正式承认中共已堕于整体腐败的境地。该蓝皮书列举了中国现存的各种腐败现像，包括金融腐败、资源腐败、期约腐败、司法腐败，社会文化教育领域的腐败和跨国境腐败。这份报告与其说是官方学者对胡锦涛执政九年反腐不力的某种清算，不如说墙倒众人推，一些知识精英开始与胡锦涛执政当局划清界限了。

而胡锦涛的执政力和领导力也遭到了中共党内的江系人马、开明派人士和太子党们的严重关切和质疑。濒临十八大，江泽民起死回生，重返权力博弈的游戏，便是公然藐视胡锦涛的权威；温家宝屡谈政治改革，全然不管官方的封杀和围剿；而胡德平等红二代则严厉批评中共党内没有民主，谴责胡锦涛当局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刻意忽略普世价值。

胡锦涛的执政力和领导力在军内也受到挑战。军内强硬派势力屡屡凌驾外交部在敏感的外交冲突中发声，公开提出“积极防卫战略”，在战争准备上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攻势，并不断增加军事演习，扩大演习规模。胡锦涛屡次在军内进行高调动员，要求军队服从党的绝对领导。这表明，胡锦涛根本无力约束军队，无怪乎外媒称胡为“最没有权力的军委领导人”。

在国际领域中，中共这个独裁阵营的龙头老大越发孤家寡人。中共的亲密战友，从利比亚的卡扎非到朝鲜的金正日，从埃及的穆巴拉克到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再到缅甸军政府，死得死，垮得垮，转向得转向，中共越发形单影只。而中共对独裁和专制的坚持，提醒对中国崛起怀抱迷信的西方社会，不能继续忽视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和文明准则的颠覆和挑战。就在中国“入世”十周年之际，中国称自己已全面兑现入世承诺，可没有几个国家买它的账。美国谴责中国搞国家干预、国进民退，欧盟则批评中国无视入世规则。

至于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中国的剑拔弩张导致近几年用金钱堆积起来的“睦邻友好政策”急剧变味。中国船员在韩国西海非法捕捞并刺杀韩国海警，引发与韩国的外交矛盾；中国向东海派遣级海洋监察船，引起日本抗议；中国在南海和菲律宾、越南围绕南海主权和资源开发等发生纷争，引发武力冲突的危险；中国和印度之间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导致其西线充满火药味。而金正日的猝死，使“南紧北松”的近邻关系，出现了新的不稳定变数。

在2011年即将结束之际，用越发“内外交困，难以为继”总结胡锦涛执政当局的内政与外交，应当是恰如其分的。问题是，胡锦涛本人应当负多大的责任呢？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人员李成认为，中国的问题不该都算到胡锦涛头上，因为许多问题背后有深刻的体制原因，况且“中国的政治精英们都有份儿”。李成先生所言，诚然不无道理，但镇压西藏、重判刘晓波、推动大维稳体制，胡锦涛却难辞始作俑者之咎。一个平民领袖，为向权贵集团输诚，为保中共江山不变色，其所作所为对中国政治和社会进步的破坏力，有时更甚于血统高贵的前任。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