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一词在中国高度敏感，但有意思的是.....

 陈迎竹

上海人气青年作家韩寒近日一连写了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以自问自答的方式，算是比较条理地提出对三个严肃课题的思考。

由于人气鼎盛，韩寒的博文一发，除了博客中数十万阅读量和反馈，也引来数不清的转载，还有大量各种角度的评论文章。

“革命”一词在中国应该属于高度敏感，尤其出自一名几乎是当下最有影响力却又长期带着嘲讽姿态批评政府的80后作家。韩寒文章出来后，不少人都为他捏把汗，也被许多网民预言很快会被删除，但有意思的是，23日至今，文章依旧在，还持续被转载。

当然，这现象可以有各种解读。甚至有人传说几大微博运营商正竞开价码，力邀韩寒加盟。

不过除了八卦，大量知识界人士其实正以回应韩寒之名，放开谈论甚至辩论这几个大题目，如果能够持续，这无疑是可喜的现象。

长期以来，中国知识界对类似的课题多讳莫如深，在政治高气压下，主流论述由执政党垄断，其他异见除了零星发表，社会上乃至学院也无法公开进行多元而深刻的思辩与激荡，甚至只能沦为知识分子私下的牢骚。

百多年来的中国，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那么专注于赚钱，对关系民族道路的思想交流那么冷感。一方面固然是政治气候的严峻，另一方面也是思想界水平的倒退。思想如刀，哪怕是倚天屠龙、干将莫邪，久不出鞘，也要锈蚀钝化。而建政前30年的灾难，让知识分子全面消失，后30几年来，前代知识分子都已老化，文革中成长的中年一代，不是飘零海外，就是余悸犹在，自我约束，还有实实在在被监控与折腾的，当然也发不出什么光芒。
80年代乃至70年代后期以来出生成长的中国人，相比之下有极大优势，长辈所经历的恐怖时代已经过去，随着社会的开放与网络的普及，他们的眼界越来越宽广，理应可以诞生值得期待的思想人物；但是巨大的挑战同样来自网络时代，在碎片化的信息、主流压制力量持续、社会庸俗化加剧等不利因素交叠影响的环境中，能够坚持进行沉闷艰苦的思想吸收、创造与转化的工作，殊为不易，尤其当思想甚至行动必须发表与社会交流，却要冒着被打压甚至丢失工作的风险，有几人能坚守阵地，其实是对整个民族的考验。
台湾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生前被国民党不停打压，仍坚持写文章、讲课，传播思想。政府从切断经济来源到后来连台湾大学的教职也丢掉，都不能使他妥协。在长期监控等日益恶劣的环境中，殷海光终于在49岁的盛年病逝。但是直到今天，他与雷震、胡适、傅斯年等仍被肯定为台湾自由民主的奠基者之一，从过去的党外到民进党都给予相应的尊重。
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等等课题，从abc到xyz，即使不看西方世界的理论和现实，百年来在海内外中国人的转介与论述中也已经车载斗量，更有活生生的台湾和香港作范例，大陆学界、政界，其实了解的也应该很多，不过能不能跳出现有政治环境的框框，从整体民族利益的角度去思考、辩论、设计、比较，迈开脚步去采纳、实践、试验、承受，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政府与民间在这方面的对话尤其重要，民间之间的对话、激荡更是全社会培养理性的必要步骤。从网络媒体和舆论发展的速度来看，这样的过程如果能持续三五年，全民族必然能有大收获。反之，当下由执政党独霸话语权、司法不能独立、正义难以伸张的现实继续下去，“拒绝平等对话”讽刺地成为官民两边的共同心态，已经分裂的社会必然更加难以磨合，而激进的动作也只会更多更大，争辩“革命的必要性”搞不好就成了多余的事。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