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維高親述痛思錄》（明鏡出版社）
順乘李鵬的專列
1990年6月，河南的天氣已十分炎熱，河南省長程維高和省委書記侯宗賓一起，迎來了前來視察工作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剛剛經歷“六四”風暴“洗禮”的李鵬，這次到河南主要是視察黃河防汛，商定和批准治理黃河的小浪底工程，並附帶瞭解河南新鄉一名基層農科人員發明的根瘤固氮技術。李鵬這次視察河南，最讓程維高感到興奮的，是黃河小浪底工程的修建終於得到批准，在此之前，黃河災害始終是省長程維高的心頭大患，而小浪底工程的建設，勢必對治理黃河水患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就在李鵬結束視察即將返回北京時，中央突然來了一個通知，要侯宗賓和程維高一起到北京參加一個重要會議。就這樣，他們順乘李鵬的專列，一起到了北京。
以往，程維高這些地方大員來京參加中央召開的會議，多住在京西賓館，而這次他們一到北京，就隨李鵬一起住進了中南海。程維高心裡非常納悶，對這次進京的目的百思不得其解——說開會吧，又見不到與會人員，說不是開會吧，卻見到了遼寧、河北的一些領導同志。在招待所住下後，他什麼事情都做不下去，只想打聽到究竟要開什麼會，找他們來幹什麼，結果毫無收穫。那一晚，程維高躺在床上，輾轉反側，睡得很不安穩。
第二天，所有疑團都解開了——不是什麼會議，而是江澤民、李鵬、喬石、呂楓等中央、中組部的領導找遼寧、河北、河南三個省的書記、省長集體談話，宣佈這三個省的省長李長春、岳歧峰、程維高“轉圈交流”。
在這次談話中，中央領導講了很多關於“轉圈交流”的好處、重要性與必要性。由於事先沒有思想準備，程維高聽了這些講話，起初還真以為是為了推進幹部制度改革，屬於正常工作變動。但是，等談話結束，他回到鄭州以後，細細想起來，就越想越不是那麼回事了。
中央為什麼要交流李長春與岳歧峰，程維高不得而知，對於自己為什麼被交流，他覺得沒有理由。想來想去，最後，他有些明白了：真正的原因可能與他在河南這幾年的工作中，得罪了省委、省政府班子中的那兩個人以及一些“冀魯豫”老人有關。
河南的兩種力量
程維高是在1987年調到河南任省長的，之前他一直在江蘇工作，做了三年南京市委書記。在此之前，程維高從來沒有來過河南，對河南的人口、面積、省情等基本情況都不瞭解。被調到河南前，有人告訴他：河南這地方不能去啊，那裡太窮太亂。對於這些，程維高並不怕，只是擔心，他這樣一個一直在城市幹工作、根本不懂農村的幹部，到河南能不能幹得起來。
到了河南後，程維高才瞭解到，中央之所以把他調過來，是為了解決河南領導班子不團結的問題。當時，河南省的二把手與三把手長期爭論，鬧得不可開交，在省常委會上研究幹部問題時，由於有分歧，也總是爭論不休，讓省委書記楊析綜難以定奪。楊析綜人很好，但軟了一點，協調不好，拿他們也沒辦法，時間一長，省委的工作受到嚴重影響。
從管著600多萬人口的南京調到當時就有8000多萬人口的河南，程維高孤身一人，舉目無親。雖然，自中共建政以後，程維高長期搞經濟工作，特別是當過13年的工廠廠長、煤礦黨委書記，但畢竟搞的是工業經濟，對農業接觸很少。讓他到河南這樣一個經濟基礎相當薄弱、自然災害頻繁、歷史積弊甚深、虛報浮誇嚴重、以農業為主的大省工作，真不知如何入手。
程維高在南京工作時，管轄的五個縣也有農業，春季到來時，麥地必須要打溝排水，否則小麥就會澇死。而河南的情況恰恰相反，一望無垠的麥地不僅不存在打溝排水的問題，還要千方百計抗旱澆水。1988年春節一過，河南省委、省政府就召開抗旱動員會議，會後，程維高到農村檢查抗旱工作，走到田間地頭，只見男女老少上萬人都在肩挑人抬的給小麥澆水。下面的幹部做彙報時說，要想保證收成，還必須多打多少眼機井，程維高聽了，開始還不理解，後來才瞭解到，這裡的河流都是季節性河流，在乾旱時期根本沒有水，用機井取地下水，才是解決耕地水源的主要途徑。
面對新的挑戰，程維高深感肩上擔子沉重，但仍是充滿信心。程維高工作起來一貫投入、認真、努力。省委書記楊析綜多次在幹部大會上表示：“感謝黨中央給我們派來了一位好省長。”
為儘快熟悉農業與農村工作，程維高首先花了很多時間到農村進行調查研究，發現河南農民要想增加收入，一是要解決水的問題，要大抓水利，一方面要抓鄉鎮企業發展。程維高抓經濟工作的重點，也就進入了一個新的領域。
在程維高看來，河南由於歷史的原因，有一個特殊的政情與社情，就是說假多，造假多。早在“大躍進”時期，河南由於虛報產量，糧食都吃光了，餓死很多人。駐馬店地區一個縣因水庫開口又淹死很多人。國家撥了一筆專款用於救災，救災款沒有送到災民手裡，卻被地方黨委和政府用來蓋賓館、吃喝玩樂揮霍掉了。程維高到河南時，全國報刊雜誌揭露河南假酒、假煙、假藥、假肥料的報導也很多。
此外，河南另一個政情、社情是，歷次運動都特別左，在“整風反右”、“反右傾”、“四清”、“清理三種人”等運動中，都處理了一大批幹部，因此，幹部不敢講真話。程維高說：“原來我認為河南民風不正，後來才認識到河南問題的實質，不是民風不正，而是黨風不正。”
在河南，還始終存在兩種力量，一種是與“冀魯豫”關係密切的幹部，包括一些在北京工作的“冀魯豫”老人，他們在河南的幹部基礎很強。北京的、河南的“冀魯豫”力量集中在一起，千方百計想要控制河南，要讓他們的人在河南掌權。另一種是與“冀魯豫”沒有關係的、外來的幹部。這些幹部只要得罪了這“冀魯豫”一幫人，就會遭到排斥和打擊。在程維高看來，河南省委班子內部長期不團結，也就是這個原因。
程維高說：“由於班子不團結，從上到下，在用人上，就不怎麼講五湖四海、公道正派，結果嚴重影響了各級幹部幹事業的積極性，也帶壞了一批幹部。河南各項工作滯後、各種怪現象層出不窮，並不在群眾，根子在黨內。”（《明鏡月刊》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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