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蔣介石採納德國軍事顧問及蔣百裡的建議，決定了抗戰的策略：遷都西南，打持久戰；改變戰爭軸線，擴大戰場，拖死日本。根據這個戰略，首要遷都，將重慶作為陪都，其次是爭取時間備戰，第三要誘日軍南下，“以和日掩護外交，以交通掩護軍事，以實業掩護經濟，以教育掩護國防”，於是，中日定塘沽協定，中國則蓋公路、成立工業委員會、推動新生活運動。蔣介石寫道：“我屈則國生，我伸則國屈，忍辱負重自強不息，但求於中國有益。”
當時四川、雲南、貴州均為軍閥割據之地，蔣介石認為很難進入西南，他想到一計“藉剿共以收復西南”，先把共產黨除掉，再抗日，因此郭岱君指出，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安內”，更多的是安軍閥，其實1930年代初蔣介石並未將紅軍看在眼裡，因為紅軍在幾次圍剿後只剩兩萬5000多人，蔣介石的計畫是故意留下紅軍，把他們從江西趕往西南，自己軍隊在後頭追，藉此進入四川、雲南、貴州。
蔣介石認為此時是“韜光養晦”時期，希望大家凝聚力量抗日，但當時青年學生、黨內、左派人對他的戰略批評很大，甚至當面開罵，蔣介石的日記，顯露出他的委屈與無奈。“茹苦負屈，含冤忍辱，對外猶可，對內尤難，何黨國不幸！使余猶當此任也。”
蔣介石在1936年寫道，他計劃用6年的時間把中國訓練出60個德國的機械師，只是但人算不如天算，這個目標尚只達成一半就發生西安事變，令蔣介石在日記中埋怨，“漢卿（張學良）壞我一盤好棋”、“漢卿誤我大事也”。
1937年對日抗戰正式展開，當時的中國軍力非常落後，實力大不如日本，連連失利，當時許多人主張和談，包括孔祥熙、于右任、胡適、汪精衛，但抗戰前，蔣介石堅持拖延，抗戰開始後，蔣介石則拒絕和議，當時的日本甚至透過各種管道希望可以與蔣介石和談，但始終未能如願。蔣介石應該打持久戰，用空間換取時間，誘日軍南下，開闢戰場，“以堅韌、忍耐、延緩、持久之道，致其死命也”。蔣介石抗戰的方略就是“敗而不降”，只要能夠抵抗3年、5年，國際上總有新的發展，敵人自己國內也有新的變化，中國就始終有求生的一線希望。
蔣介石也一直希望俄國參戰，因為日俄是宿敵。相對的，斯大林也總給中國參戰的希望，卻又遲遲沒有動作，因此蔣介石日記上經常在罵蘇聯：“以對俄問題處理為難，蓋國之患有隱有急，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隱而叵測也”蔣介石對蘇俄沒好感，從很早的時候就認為“中國之患在北（蘇俄）”。
蔣介石同時派官員至歐洲尋找各種援助，成就最顯著的是孔祥熙，他與德國簽訂秘密協定，同意中德間以貨易貨，中國提供正準備歐戰的德國鎢沙，德國則與中國交換兵工、顧問，德國因此將法肯豪森上將派至中國，中國至此開始訓練軍隊。 法肯豪森後被希特勒召回德國，擔任德國奧地利佔領區總司令，歐戰結束後，法肯豪森成為紐倫堡大審十大戰犯之一，後被蔣介石親筆函救了下來，蔣介石的親筆函還救了日本在中國佔領區總司令岡村寧次上將。
1941年12月8日本偷襲珍珠港，將美國捲進戰爭，蔣介石相當高興，在日記中寫到，“抗戰政略之成就，本日達于極點，物極必反，能不戒懼？！。”
但美國參戰後，中國仍打得悽慘，死傷慘重，日記中可看出蔣介石承受巨大壓力。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在充滿笑容的合照下，其實羅斯福、邱吉爾對中國戰區的表現不滿意。 因此1944年衡陽會戰時，蔣介石非常希望得勝，他於日記中希望主保佑一戰勝利，倘若得勝，他將在衡山頂建一個世界最大的十字架予以酬謝，但如果不幸失敗，他只有自殺謝罪。
開羅會議之後，羅斯福詢問美國陸軍上將史迪威有關中國戰區的情況，史迪威認為只有換掉蔣介石，中國戰區才有生機，羅斯福答道：“那麼時間也差不多了。”並詢問是否能找到更有活力的人選。史迪威回四川後，卻大膽“矯令”，交代參謀多恩（Frank Dorn）除掉蔣介石，幾日後，多恩提供三道方法：刺殺、毒殺、飛機事故，史迪威選第三個項，並指出不要特別考慮與美國人關係良好的宋美齡，史迪威更要求確保飛機上也有美國人，如此才顯得真實，雖然暗殺行動最後並未發生，但由此可見史迪威與蔣介石彼此的誤解與不滿相當嚴重。
逃過了暗殺，卻逃不過羅斯福的親自下令。1944年9月30日羅斯福發了電報，由史迪威親自交與蔣介石，要求蔣介石把中國戰區的所有軍權都交給史迪威。史迪威在當天的日記中描述，見了“peanut”（即蔣介石，史迪威有刻意貶低之意）後，他低頭不語，面色凝重，臉都綠了，什麼話都沒說，揮揮手叫史迪威出去。
史迪威出去後，蔣介石抱頭痛哭，他認為這是畢生最大的屈辱，但蔣介石不能把自己國家的軍權教導美國人手裡，他也不相信史迪威有指揮中國戰區的能力，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余實已心碎筋疲，己不能久持”。蔣介石與宋子文商量後，認為最壞的情況就是中國單獨作戰。蔣介石的堅持，反讓羅斯福退讓了，因為羅斯福不能沒有中國軍隊在中國戰場上拖住100萬日軍，因此羅斯福將史迪威召回美國，改派魏德邁赴中國。
1945年8月10日，日本表達願意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意願，蔣介石當天早上正在禱告，突然聽到山下小學的鞭炮聲，得知日軍準備投降，因此親自擬了一篇宣言（原擬稿的陳不雷生病）：“不要心存報復，我們一貫聲言，只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
但對國民黨來說，抗戰勝利卻是內戰的開始，國民黨在內戰中節節敗退、眾叛親離，蔣介石曉得國民黨黨員的結構有問題，在日記裡面寫了相當多這方面的檢討，蔣介石也經常看中國共產黨的內部參考消息、讀毛澤東講話，認為幹部一定要下鄉，要在3年內造就10萬個幹部，並且讓他們先到農村去。蔣介石也經常提及“耕者有其地”、“二五減租”等措施，曾想讓農民保有在抗戰期間拿到的地，只是之後許多人反對這樣的土地措施，尤其是支持國民黨的資本家，蔣介石這些改革的想法，最後到了台灣才有機會推動，終為台灣奠定許多民生、經濟基礎。
郭岱君所指的蔣介石堅忍不拔，不畏艱難的精神，僅從上述抗戰期間的日記中就能清楚讀到。
蔣介石日記為歷史提供解答
郭岱君對《新史記》表示，蔣介石日記對其他的問題，尤其一些有爭議問題，包括蔣介石與汪精衛和胡漢民的關係、蔣介石對外交的看法、四一二清黨、蔣介石如何迅速在國民黨中崛起等，都給了外界一番新的理解。
日記也生動寫出蔣介石對張學良的看法，當時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闖下大禍，蔣介石傷重，但張學良仍在回到南京時跑到蔣介石面前問起為何不改組政府之事：“是日腿部疼痛未減，精神不甚佳、僅會客數人。問岳軍（張群）外交情況，。 晚間漢卿（張學良），彼猶强余以實行改組政府，而毫無悔禍之心。”但蔣介石仍“善言慰之，並實告以軍法會審後於眾特赦並予以戴罪圖功之意’，張學良聽完後“昂昂然而去”。
郭岱君解釋，日記的好處，就是讀者能進入蔣介石的內心世界，由此可以看出他沒有原諒張學良，而且張學良真天真，闖了大禍還這樣強勢。
許多人也很好奇蔣介石是否真是基督徒。胡佛檔案館還保存了一部由法學家吳經熊手抄而成的聖經，蔣介石讀聖經很仔細，聖經上每字每句均有點批，蔣介石也在日記裡言必稱主，特別是抗戰和1949年失掉大陸到台灣後，對基督的倚賴和仰望更深，郭岱君表示，至今見過日記的數百人， 沒有一人懷疑蔣介石是基督徒。
蔣介石日記原稿，中間為微縮膠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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