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雁翔：重慶模式是權宜之計

內幕記者柯宇倩／中共18大即將在2012年召開，外界均睜大眼睛觀察各地諸侯如何吸引輿論、創造進入領導核心的最佳機會。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杰納蘇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Geneseo）金融教授谷雁翔在接受《內幕》專訪時指出，廣東模式與重慶模式一方面配合了實際政策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治權力上的爭鬥，尤其重慶模式是權宜之計，如果提高此模式的地位，會阻礙中國進一步的改革開放。

谷雁翔研究領域為微觀經濟、金融管理、投資等，為《美國企業評論》編輯委員，曾獲紐約州立大學學術傑出與創意活動校長獎、聯合學術卓越研究獎等多項獎項，2005年至2006年以美國富布萊特學者身份訪問20逾所中國頂尖大學，其論文可見於《金融研究期刊》、《經濟與金融季度評論》等眾多期刊。

重慶與廣東模式的經濟政治考量

2008年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機，讓大家驚覺法令管制的重要性，谷雁翔對《內幕》表示，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慶模式產生。“西方次貸危機反映了對金融界和其他領域的放鬆管制，原本西方認為放鬆管制可以增加企業的創造力和經濟的活力，但放鬆管制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企業家過度投機，他們的行為造成對投資者、人民乃至世界經濟的巨大危害，因此西方瞭解到法律層面的管制不能過度放鬆。”

谷雁翔解釋，當經濟出現巨大問題時，需要政府的干預，所以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政府都投入幾萬億美元現金緩和經濟危機的巨大破壞性。而重慶模式這套新構想的提出，目地有兩個，一個是政策上的現實需要，一個是政治鬥爭。

“在政策實際應用方面，由於西方爆發次貸危機，中國政府出手干預，同時掌權階層不想放棄權力、不想更快實行市場經濟，因此他們藉西方經濟危機宣傳重慶模式、製造輿論，強調政府保持權力的必要性，因此重慶模式也代表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

廣東模式與重慶模式一樣，既反映了實際政策上的應用，也反映了政治權力上的爭鬥。谷雁翔對《內幕》解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廣東模式主要提倡大力推動市場經濟、學習西方，因此有長期的淵源在。

另一方面，中國一直存在著想加快改革速度以及想減緩改革速度的兩派之爭。谷雁翔說，兩派觀點均有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實際需要，例如認為國家改革速度快了，會造成不穩定局面，另一派觀點則認為，改革速度快了，大家都得到好處，國家就容易穩定下來。“但官員所講的話，究竟是考慮集團的利益，還是自己的利益，很難分辨。”

谷雁翔對《內幕》表示，市場經濟百分比越大，政府的權力越小，官員們的既得利益就越少，此外，2012年就要舉行中共十八大換屆，掌握大權的官員和太子黨們，希望保持政府的控制、減緩市場經濟的腳步，如此便能維持他們的政治權力和巨大的經濟利益，就如同300年前的英國，資產階級希望開放、平等，但原來的貴族希望維持原本的體制。

而權力不大的中層幹部，需要通過市場經濟喚起經濟活力，有了政績之後才能爬向高層，因此，谷雁翔表示，這批人更可能鼓吹市場經濟。另外，過去30年崛起的企業家也需要更開放的市場經濟，這些人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因為他們希望在高層領導中做自己的代表，而他們掌握就業機會、手裡有大量資金，也有比較大的發言權。

“至於老百姓，屬於弱勢的一群，基本上沒有發言權，說的話也沒什麼人聽，只能通過群體騷動來發聲，所以最近這些年的群體事件越來越多。”谷雁翔對《內幕》說。

在中國只要掌握了權力，財富也能跟著來，其中不乏見到貪腐情事，根據“透明國際”所公布的“2010年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中國在178個國家和地區裡排名第78位，中國科級、處級幹部被揭貪污的情況屢見不鮮。谷雁翔指出，就是因為掌權的利益集團能獲得巨大的好處，因此更不願意放棄權力。

“我懷疑廣東和重慶模式的提出，恐怕政治上的動機還更大。廣東原本就是講改革開放，從黨14大開始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建立法治，本來就是大趨勢，所以特別強調廣東和重慶模式的討論，背後有政治因素在，想通過這種辯論，看誰好誰壞，以取得下一次權力分配的席位。”谷雁翔認為，從政治角度來看，太子黨可能更希望保持重慶模式，而新興資產階級和後起官員可能更希望保持廣東模式。

紐約州立大學杰納蘇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Geneseo）金融教授谷雁翔。（谷雁翔個人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