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主任及法律學講座教授麥高偉（Mike McConville）從事中國刑事審判研究將近17年，2011年5月出版《中國刑事司法》（Criminal Justice in China）一書，為中國刑事審判的各個面向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也揭露了中國的司法陰暗面，包括有95％的個案嫌犯在一次或多次的審訊後認罪。麥高偉在接受《明鏡月刊》採訪時強調，中國必須終止完全倚賴嫌犯被拘押時所做的口供，因為沒人能保證這樣的供稱是在嫌犯自由且自願下做出的，公安審問的過程也應該以錄像形式記錄下來，才能提高司法公正性。
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主任及法律學講座教授麥高偉中國刑事審訊的詳盡資料
研究刑事訴訟、誤判、社會轉型中的法律、司法援助等議題的麥高偉，為國際權威的法律社會學學者，曾任教於英國伯明翰大學、美國紐約大學、英國華威大學，目前則為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院長暨創辦人，加入中文大學之前，麥高偉在推動英國司法改革上花了許多心力，他也為土耳其、秘魯、拉脫維亞等正歷經重大轉變的國家提供法律諮詢。
麥高偉對《明鏡月刊》介紹，他於1994年訪問北京，為《刑事訴訟法》的改革草案提供意見，從此之後，他便投入中國刑事審判制度的研究中。如今，經過逾16年的研究，麥高偉與研究團隊終出版《中國刑事司法》一書，研究團隊造訪了中國13個省市，旁聽了涉及335名被告的227個庭訊，並分析1144個訴訟檔案，研究團隊也訪問了88名法官、96名檢察官及83名辯方律師，從各個層面評析中國的刑事審判制度。
“這本書為中國的現行法提供了詳盡的訊息，不論是犯罪、羈押、逮捕、保釋、判罪率、刑求等等，或是預審和庭訊的進行、包括死刑在內的宣判，書中都有豐富的資料，讀者能對目前中國的庭訊有個概括的認識，看到法官、檢察官、辯方律師的看法。”麥高偉指出，這本書也讓讀者瞭解，一黨制國家如何透過集體審判，而非個人審判，持續影響和控制刑事庭訊的過程與結果。
麥高偉的研究個案集中於初級及中級人民法院。研究過程中，雖然麥高偉與團隊都是檢視一般的刑事案件，並非涉及顛覆政權的案子，但仍遭遇一些困難。他在《中國刑事司法》一書中也指出，研究因涉及所謂的“國家機密”而遇上阻力。例如研究隊伍透過認識的法律學者介紹司法人員時，許多人不太願意受訪，通常必須花上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與對方建立關係，獲得信賴後，才能從對方身上獲得有用的訊息。即使司法人員最終願意受訪，也要求單獨會面，不要與其他的同業一起接受訪問，並且拒絕錄音，以徹底保護自己的身份。
不過，麥高偉對《明鏡月刊》表示，他仍覺得自己非常幸運，因為在研究過程中，他獲得許多法官和檢察官的協助與合作，儘管他們仍對麥高偉有很大程度上的保留，例如在問及某些問題時給予官方答案，但他完全能理解。“只是有相當多的資料必須在不引人注目的情況下去收集，許多訪問進行的地方，也必須離法官和檢察官的工作環境遠遠的，因為法官與檢察官同意訪談對他們沒有好處，甚至可能讓自己處在風險中。”
麥高偉指出，在做研究時，他也被允許直接察看控訴檔案，以及觀察實際的庭審過程，更沒有因為研究涉及“國家機密”而受到任何的威脅或壓力，使得向讀者揭露的內容更完整。
中國還沒準備好面對新法
中國的《刑事訴訟法》於1979年頒佈。麥高偉於1994年參與該法的修訂。1997年，中國開始實施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麥高偉對《明鏡月刊》表示，修訂後的法案為中國的刑事審判制度帶來了重大的轉變，讓原告方和辯方律師在庭訊時有更大的參與度，也讓證據法則（rules of evidence）更嚴格，使得法官成為一個中立的角色，而不是被視為原告方的一員。
只是，立意良好的《刑事訴訟法》，卻因為法官的不配合，沒有發揮作用。麥高偉表示，法案剛開始實施時，各方都試圖讓這個新的體制獲得良好的運作。“這個體制在許多方面都與類似於普通法系（common law system）。”普通法系與歐陸法系為世界上最主要的兩大法系，前者多採不成文法，強調“遵循先例”的原則，更重視司法程序。
但在中國，麥高偉指出，修改後的法律代表在某些案件中，辯方律師有權挑戰訴訟案件與盤問證人，這不是中國所熟知的訴訟程序，也不是中國準備好要接受的一種訴訟程序。
“舉例來說，中國從前的訴訟體制裡，審訊時沒有所謂的證人、警察或平民，很明顯的，中國的法院沒有意願允許在盤問的目的下產生證人。”麥高偉對《明鏡月刊》說。
麥高偉與團隊在研究和審訊觀察時，也見到了這樣的情況。“我們發現法官對產生證人的程序具有敵意，他們不允許發生這種情況，不論證人是代表控方或辯方。我們也不斷見到，如果辯方律師企圖抗辯，法官會制止他們，或截斷他們的話。”因此，麥高偉認為，不管改革背後的動機是什麼，中國法院還沒準備好讓庭訊變得更加具有對抗性，也不願給辯方律師任何尊重，這樣的情況逐漸變得明顯。
除了對證人與辯方律師的忽視外，麥高偉的研究也發現，中國法院幾乎都依賴嫌犯的口供來定罪，而嫌犯在庭訊時又經常稱自己遭到嚴刑逼供。《中國刑事司法》一書指出，有95％的個案嫌犯在一次或多次的警方審訊後認罪，由於法院相當依賴這樣的認罪口供，導致嫌犯被羈押的時間增長，雖然根據法律，拘留期只能有37天，但書中審視的案件裡有20％的嫌犯被拘留超過此期限。
警方審訊嫌犯時禁止錄影，甚至阻止嫌疑人的律師到場，因此過程中可能發生嚴刑逼供的情況。當嫌犯在庭訊時翻供，宣稱先前遭到刑求時，法官大都忽視或因證據不足不予採納。而庭審完畢後，法官必須請示審判委員會及中央政法委員會才能宣判，因此每個裁決都是集體的決定，而不是法官自己來判定。此外，檢察官也往往因為晉升機會等因素，把“讓被告獲罪”當成努力的目標。
司法公信力亟待加強
這些制度與人為上的缺失，最終都會導致不公平的審訊與宣判，麥高偉對《明鏡月刊》指出，中國司法改革之路肯定要走，但在這個階段就先描繪出理想的司法體制、提出詳盡的改革方案，或許不適當，總的來說，中國的刑事訴訟體制可以有幾點努力的方向：
中國必須停止完全倚賴嫌犯被公安拘押時所做的拘留供認（securing confessions），因為沒人知道在公安拘押嫌犯時，會是什麼樣的情況，也沒人能確保這樣的供稱是在嫌犯自由且自願下所做出的。
“到了今日，被告在庭訊時仍不斷喊冤，他們的口供是在公安刑求下做出的，即使這樣做有可能抹煞了因為合作而獲得的減刑機會；這種情況是現代體制無法接受的，但反過來說，如果沒有刑求，中國的體制就會因這樣的喊冤而受到不公正的詆毀，因此這是個急需解決的問題。”麥高偉對《明鏡月刊》說。
而解決問題的方法，麥高偉建議，是為拘押中的嫌犯提供法律諮詢，並錄下所有公安審問的過程，一旦這些規範定下，許多嫌犯仍會招供，但更重要的是，體制的完整性有了保障。
此外，麥高偉對《明鏡月刊》表示，中國也需要一套範圍更廣的法官、檢察官和律師訓練系統，讓這些人有更專業的能力維護一個強健與公正的體制。對於現代證據的收集，公安也明顯需要學習更專業的技巧。
雖然中國的司法體制無法保障審判的公正，但中國老百姓並非全然否定這套體制。麥高偉指出，老百姓對司法的態度很分歧，明顯的，老百姓仍會向公安報告許多犯罪事件，期望公安能讓這樣的事情受到司法審判，對於一些重大的案件，老百姓也期望透過法庭來解決衝突。
但另一方面，麥高偉對《明鏡月刊》說，在中國，很難去說服一個人成為案件中的證人，而且很大一部分的老百姓懼怕公安。如果這種不信任的反應沒有獲得改善，將對中國產生負面影響。“很明顯的，如果社會不公的情況持續發生，又沒有獲得處理，而經濟表現有了重大的衰退，中國很可能會造出現社會騷動。”（《明鏡月刊》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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