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編者按：徴得李作鵬、吳法憲和邱會作子女的同意，本刊選載李、吳、邱三位將軍回憶錄（均於近年在海外出版）中有關“九一三”事件的部分章節。
三 位當事人、見證人，職務不同，經歷不同，角度也不同，將他們的回憶對照起來讀，或許讀者能發現許多差異，例如：“九一三”淩晨的政治局緊急會議到底何時開 始、何時結束？政治局成員們何時知道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飛機墜毀？三人的說法都大相徑庭；至於細節上的差別，也很不少，例如：張春橋請大家喝茅台酒的經過， 各人回憶也有不同。
這裏節錄李作鵬回憶錄的第38章“九一三事件”和第43章“公審實錄”。
《李作鵬回憶錄》（上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在法庭上我為什麼沉默？公審前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我對處理“九一三”問題的認識，採取了全部承擔的態度，在法庭上我選擇了沉默。我選擇沉默的原因有兩點：
第 一，過去我認為林彪是在山海關機場“叛逃”的，山海關機場是海軍的機場，我是當時海軍第一政委和黨委第一書記，並且又是遵照總理指示處理山海關機場“九一 三”事件的，因此山海關機場發生的問題，不管性質多麼嚴重，我不但有領導責任，同時也有直接責任，我不能把責任推給山海關機場場站，更不能把責任推給周總 理身上。總理在處理“九一三”問題上，不管我覺得有什麼樣的不妥，寧願我自己承擔，多吃虧，多受委屈，也不要涉及到總理。況且總理已不在人間，更不能把錯 誤推在死人身上。我的骨頭雖已老朽，但應當擔負的責任，即使壓得粉碎也不推脫。
第二，我是工農出身，是軍人，受黨的培養和教育幾十年。從 樸素的階級感情出發，我熱愛共產黨，熱愛毛主席，敬重周總理，也同樣信任與尊重老首長、老上級林彪。九一三事件，我雖早已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斷，但種種不合 道理的跡象表明，在九一三事件的背後，還有常人、常理無法解釋的謎團。面對這宗懸案，我寧可相信這是責任問題，由我來承擔，也不願意、更不敢相信在謎團的 背後還隱藏著什麼。“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將我的看法在法庭上公佈於眾，還是不公佈於眾？處於這樣非常矛盾、非常痛苦的複雜心理中，我在法庭上選 擇了沉默。
最終結果是林彪跑了，總理、汪東興免責了，我被判刑了。
現在我認為這種沉默的態度是不正確的，是違背事實真相的，是說明不了問題的，更是對歷史不負責任的。
有 一本書叫《重審林彪罪案》（香港明鏡出版社），書中有王年一寫的《對林彪集團的再認識》一文，說：“伍修權在一篇文章中說‘李作鵬的要害問題，我們抓的是 ‘九一三’事件中，由他放跑了林彪的座機問題。”那麼請問伍修權：專機明明是強行起飛的，你有什麼證據證明是我“放跑了林彪的座機”？又請問：我處理山海 關機場問題的做法，觸犯了《刑法》哪一條哪一款？
我終於明白了，有人想隱瞞真相，讓我來承擔“九一三”事件的歷史責任是早已安排好的。特別法庭的任務就是不顧一切歷史事實，把“最關鍵罪行”強加到我的頭上，把我打成“最關鍵罪人”，使我成為真正責任人的替罪羊。然後“宜粗不宜細”地一了百了，蓋棺定論。
以上所述，就是我的“最關鍵罪行”的全部真相與我的認識分析。（《新史記》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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