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东：破除“既得利益格局”的最好办法

中国改革开放发源地的广东最近又掀改革浪潮，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省长朱小丹分别放话指出，目前阻碍中国政治改革的是“既得利益格局”，而广东要拿出“更具体、更实在、更管用的措施”，以加大改革力度，突破这一既得利益格局。这对于处于政治改革停滞期的中国来说不疑是一个“利好”消息，也让很多关心中国未来的仁人志士看到了一线希望和曙光。

　　30多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广东开始。而30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突飞猛进，但政治改革却是进的少，退的多，至今一直徘徊不前。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严重脱节使中国社会出现了畸形发展状态，经济逐步迈向市场经济，政治却被阻止民主化，其结果导致社会矛盾凸显，贫富差距拉大，稳定难以为继，而阻碍政治民主化的就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在不久前举办的“中国改革年会”上，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把当下中国的利益集团定义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利用权力和垄断取得巨额利益，并由此形成相对稳定的一种群体聚集效应”。他认为，目前中国已形成三大利益集团，第一是以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集群；第二是以官员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第三是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与之相对应，中国社会实际产生了三大富豪群体：权贵富豪、经营垄断富豪和地产资源富豪。汪会长对于中国目前既得利益集团的概括和总结不能不说不精准，但他却没有点到问题的关键处，即这些利益集团形成的背景和根源。

　　我国当下的政治体制正是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土壤和根源。短短30年在我国出现如此成形的利益集团，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没有配套地及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而导致被权力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在利益博弈中失去话语权、失去竞争力；同时权力的无监督寻租，使经济活动完全被政治权力所绑架，任何经济往来都渗透着权力的身影；再之，政府定位的虚无化，让公平、公正这个本该政府搭建的平台倾斜于权力，在利益的驱使下，官员道德缺失、权力滥用，本该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转入权力的囊中。这一切问题的产生，都源于政治，因为一切权力的分配和使用都是政治制度使然。

　　如何破除“既得利益格局”？汪书记和朱省长都没有给出具体的办法和措施，也可能是有了没有说，或不方便说。但要解决这样如此根深蒂固、涉及广泛、牵动利益的问题，光靠汪书记和朱省长的开明是不行和不够的，因为现在的既得利益者把持着目前几乎所有的部门，如果改革不改革这些“改革者”，恐怕改革自身就会被断送，这样的事例在二十几年前就曾发生过。那怎么办？专家、学者们提出了很多办法，如：割断政府官员和商业活动的联系，减少政府对市场对社会的干预，政府不再主导投资和资源的配置，减少行政审批、行政许可的范围和数量，明确官员不能参与任何商业活动，官员任职期间不能获取额外的经济利益，启动国有企业改革，从制度上打破不合理的利益链条，实行严格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无疑这些都是很好的办法，但都不是根本的办法，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滋生既得利益者的土壤和环境，再好的办法也只能管一阵子，禁风一过还会死灰复燃。

　　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强调的“权为民所赋”，这就是破除“既得利益格局”的最好办法。作为执政党，我们过去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而少的恰恰就是“权为民所赋”。不管从因果关系讲还是从政治学原理讲，如果不是民所赋予的“权”，那“权”就不会真正为民所用，“情”就不会同民系的那么紧，更不会有为民谋利了。也就是说，要破除“既得利益格局”，就必须把决定官员权力的权力交还给人民，通过普遍而广泛的选举来实现人民对政治的参与，人民对权力的监督，人民对未来的决断。让官员们畏惧人民，让官员尊重人民，让官员用心人民，唯一办法就是让人民决定他手中的权力，让人民决定官员自己的利益。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利益面前说教是软弱无力的，也是虚假空泛的，对权力的制衡必须靠权力，也就是人民要有权力。改变目前阻碍中国改革的“既得利益格局”同30年前的改革开放相比要困难的多，30年前的阻碍改革的是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是虚无的东西，同个人的利益牵涉较少，只要方向对，有变化，就会收到效果。可是改变既得利益格局，会牵涉到既得利益者的切身利益，利益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如果不“革命”，任何人都不会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这是人性所决定的。世界历史证明，只有一种“革命”对社会的损害最小，那就是选举。

　　那么如何实行普遍而广泛的选举呢？其实这并不复杂，因为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就曾实行过这种全民参与的选举，而在当今现代化国家中，这样的选举制度已相当规范和成熟。推动普遍而广泛的选举需要循序渐进，第一步就是落实宪法，放宽结社，为各种利益诉求找到出口。而这一步广东已经率先开始做了，只是还需要更积极、更扎实、更贴近民意、更尊重民意、更义无反顾。最近广东省委妥善处理“乌坎事件”则更应该是一个范例。

作者:袁伟东，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