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革命問題論戰的幾點看法

《BBC中文網》

近年，在中國，有關「革命」的論戰再起。最近，因韓寒的幾篇博文引起的爭論將其推向一個新的高潮。社會各界、乃至官方的學者和媒體都捲入論戰，從一個側面顯示，中國又到了一個歷史的轉折點。
改革與革命，一個世紀的變奏

十年前，受南美的玻利維亞政府之邀，筆者赴玻參加一個為紀念該國１９５２年發生的一場在拉美影響深遠的革命所舉行的題為「二十一世紀的民族與二十世紀的革命」的國際研討會，作過「從改革到革命，從革命到改革——一個動蕩曲折的探尋中國現代性的世紀＂的發言，中文稿後刊載於美國的＂當代中國研究雜誌＂。

在發言中，我將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歷程歸結為一個巨大的歷史循環：從改革到革命，從革命再到改革。

＂正像讓毛在革命中成功的因素並不一定保證其在建設上的成功一樣，讓鄧小平乃至江澤民在前一段改革中獲取成果的因素並不能保證改革的最後的勝利。急劇增長的社會不平等，難以令人置信的腐敗，在保護弱勢階層利益和進行政治更迭方面制度的闕如等，都威脅著改革的成功。

直到現在，中國基本上是靠專制的手段維繫著政治的穩定，於是在達成某些正面功能的同時也不斷生成一系列可怕而令人憂慮的負面後果；１９８９年的民主運動就是因這些原因產生，在未來我們也無法排除出現一個新的抗議運動的可能。

為中國人民的利益著想同時也考慮到統治集團的利益，一個漸進的和平的政治改革是給中國帶來富裕、自由和持久和平的最佳途徑。它也是避免讓中國經歷一場新的革命的唯一方式。」

十年過去，在筆者看來，革命風暴的雲朵已再一次在天邊積聚，我們已能隱隱聽到雷聲。這場有關革命的論戰本身已在傳達這樣的信息。一種重要的轉折已經出現：革命重新成為一種選項，改革正在失去合法性。

上世紀八十年代，為改革開道，曾有「為改良（革）正名」的討論；今天，革命似乎也正在被重新正名，重新獲取某種正當性，成為一部分人視為中國邁向新生的條件。這是否意味著中國要進入一個新的循環——從改革再到革命？

事實上，筆者曾多次提及：改革可以避免革命，但也恰恰可引發革命，當因改革造成的新的社會期望不能得到滿足，舊的問題不能根除的時候，革命最易產生。革命常常是改革停滯、不徹底的產物。
革命—形式的變化

在當下有關革命的討論中，一些爭執、分歧常常是起因於對革命的不同理解。正如法國已故著名學者H. Mendras在分析傳統的農民起義和現代革命的不同時所說：革命是現代性的產物，與傳統那種農民造反大不相同，它通過大規模動員造成制度的整體性變更。

從法國大革命起，世界範圍內絕大部分的革命是通過暴力完成的，因此也不難理解在有關革命的討論中時常伴有或隱或顯的另一個有關暴力在社會變革中的正當性問題。然而，從捷克的「天鵝絨革命」到「橙色革命」乃至最近的「茉莉花革命」，在以往意含著血雨腥風的「革命」一詞前，人們越來越多地冠以這些優雅美麗的限定詞。

時代已經發生根本的變化，傳統的「革命的時代」（借用英國著名歷史學家Eric. J. Hobsbowm語）已讓位於一個「民主的時代」，現代的通訊、觀念的改變以及因武器的毀滅性能力的發展等等都促成革命事件中行動者行為方式的變化，革命的方式發生轉變。但在以大規模社會動員從整體上達成更迭既有體制、突破既有制度框架這一點來看，人們也當然有理由稱其為「革命」。

不過，大規模改革也會達成某種體制更改的目標，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台灣九十年代被稱為「寧靜革命」的民主轉型；此外，從毛時代的極權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體制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八十年代官方稱「改革是一場革命」，也不是沒有一定道理。

因此，在我們的相關討論中，首先需要明確我們所指涉的是何種革命，如果說是傳統的大規模使用暴力的革命，姑且不談可能與後果，從原則上講贊同者恐怕就有限。但如果是指最近二十年來上述提及的這些革命，在執政者執意不作根本改革的情況下，事實上很可能出現，估計相當多數的人也不會反對。

至於用「改革」來消除積患，本為共識，但之所以在中國喪失動力和合法性，就在於其越來越成為權貴階層侵害民眾權益，維護既得利益結構的說辭；而當具有新的文化特質、具有建設性的維權運動被不斷打壓，新型的與傳統革命者不同的依照法律秩序來維護正義的行動者＂維權律師」們不斷受到迫害的時候，「革命」呼聲再起難道還會讓人意外？
革命—條件與結果

中國一旦再爆發革命結果如何，是否具有條件，這是討論中另外聚焦的一些問題。許多人都有的韓寒式的憂慮：擔心一旦大規模風潮驟起，伴隨官方的鎮壓，朝野的衝突加劇，社會秩序的崩解，現有的希望不再，要達成的目標也渺茫，也就是「天鵝絨革命」有其始與形而無其果，向傳統的革命滑落，最後玉石俱焚，政客弄權，重建秩序，再次輪回。

顯然，這種可能是存在的。不過，＂顏色革命＂的結果的可能也同樣存在，歷史從來不會簡單重覆。其它歷史事件一樣，對革命的成因和結果我們都無法做絕然的預見，相當大程度上取決於歷史中行動者的取捨和作為。

所謂的條件也從來是相對而言。內戰初起時的中共，許多人也沒有會想到中共革命會成功，也認為革命條件不備；「茉莉花革命」成功的一些國家先前是有些條件，但也很難說比中國的今天要好多少，就一定是決定其成敗的關鍵。埃及廣場上的民眾不堅持，也不會有穆巴拉克後來的下台。在這一點上，「讓子彈飛」中的張麻子倒是有悟性的：歷史中較量雙方的力量對比常常是在動態中發生轉移的。

此外，許多情況下，主張或者是反對革命的精英其心態同身處另外境遇下的民眾可能並不一致，只要那些讓民眾不斷受害、受辱的機制和集團繼續存在下去，無論一些知識精英從何種立場出發所作的「告別革命」的呼籲，到頭來終難阻擋革命聲音高漲；而假如正義和利益表達機制能及時得到修補、保障、順暢，革命的呼聲就會轉而淡去。這一切，都將取決於今後一段時間官方如何抉擇。

回到常識：是膿總該要冒的，就看用什麼方法，在什麼時候，付怎樣的代價了。

作者：張倫 法國塞爾齊·蓬多瓦茲大學高級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