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明：重读《在祖国的一年》（下）

　　　　　　　　　　　　　　　四

　　普列汉诺夫1917年回国后，只领导着一个很小的“统一派”，出版一份发行量不大的《统一报》，维护和宣传他自己的主张。然而在此时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不要说布尔什维克，就连孟什维克们也都嫌他太保守了；这位在全欧洲都拥有无上荣誉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现在丧失掉了早先的大半影响，在世人眼中竟落到了极右分子的地位。十月革命后，当布尔什维克的起义者搜查到他的住所并盘问他时，甚至严词谴责他“把自己出卖给了资产阶级”38。情况怎么会成为这样呢？为什么到这时几乎没有人愿意再倾听和理解这位大理论家，甚至把他看成背叛者了呢？理论上既然如此深刻，在政治实践中为什么却失败了呢？
　　对此既不能用“背叛”说去解释，也不能归咎于布尔什维克的“中伤”。另有更复杂的原因。
　　恩格斯曾经说过，理论上不正确的，世界历史上可能正确。39同样，理论上有道理的，在历史的某个时期未必行得通。依我看，普列汉诺夫就属于这种情况。
　　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严重不足，若按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论，确实离社会主义革命相去甚远。因此，不但普列汉诺夫反对由社会主义者取得政权，孟什维克的其他各色人等也都不同意由社会主义者取得政权。然而与此同时，俄国政治舞台上演的却全然是另外一出戏。在这个领域中，随着二月革命之后形势的迅速变化，整个政治潮流急剧左倾，社会主义者只要抛去他们的理论顾虑，把政权拿到手便越来越成为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人民大众长期以来对托庇于沙皇专制制度而求得发展的俄国资本主义的敌视，对资产阶级要求继续进行战争的普遍厌恶；另一方面是由于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及其激昂的反战反资本主义宣传。这两个方面相互结合相互作用，就使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呼声变成了压倒一切的最强音，任何相反的甚至稍为不同的意见都无情地被视为反动主张。由此之故，一个个政治派别，昨天还是受到欢迎的革命派，今天却都像旧抹布一样被时代潮流抛弃了，俄国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路线”发展，不可阻挡地走到了自己的最高点：布尔什维克的夺取政权。在这样的暴烈氛围中，文学家高尔基仅仅针对革命中摧残文化、愚昧盛行的行为发表的一些批评意见已经是“不合时宜的思想”，思想家普列汉诺夫明确反对革命本身的理论主张就更加是“不合时宜的思想”了。普列汉诺夫的政治失败因此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局面是历史地形成的。笔者在以前曾发表看法说，推动1917年俄国革命全过程的诸条件看似偶然，实际上具有久远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它们是置身于“世界历史”环境中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性和先进的西欧社会思想影响长期交互作用的产物。40这种看法今天大致也还站得住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交互作用过程中，普列汉诺夫本人曾经起过决定性的作用，那时他作为屡遭挫败的民粹派革命运动的亲历者之一，依靠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一“引路之线”走出已经令他大为失望和迷惑的民粹主义迷宫，并反过来对自己先前所服膺的民粹主义发起了毁灭性的打击。他在19世纪80－90年代的理论活动，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俄国，其结果是提前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政党。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切还都是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规划发展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积极地参与和影响历史，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和政治斗争，但是却必须遵循“自然的历史过程”，避免过早地夺取政权。然而，日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却日益超出了他的预期。从政治思想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的逻辑中孕育出来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不再满足于普列汉诺夫所制定的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方向，而是使其政治规划指向这样一个方向，即“利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正确性”，在严密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下造就强有力的革命运动，代替资产阶级去推翻专制主义政治统治，从而打破俄国资本主义的“自然的历史过程”，把俄国迅速地引领到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去。这个方向发端于1903年前后，到1917年便具体落实为“四月提纲”并引导到布尔什维克的“震撼世界的十天”。这“十天”与其说是过去某些西方学者笔下的列宁等几个“制造革命的人”的突然行动所致，不如说是俄国革命运动过去长期发展所逐渐准备好了的最后结果。普列汉诺夫在1917年意识到了他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并为此而颇感惆怅，但面对他所不愿看到的结果已无能为力了。41对他这位运动的创始人来说，这确实是一场悲剧。
　　历史就是这样曲折复杂，仿佛真是具有某种“理性的狡计”。它在一个落后国度的物质与文化发展还远没有为一场大手术做好准备的时候，就不可遏制地把它的头脑、情感、心理和四肢一齐激发起来，推到一定要冒险行动起来的状态。20世纪东方社会主义大致走的都是这条路线。因此历史学家今天在研究这一经济与政治不协调的奇特发展过程时，就必须慎重考虑到事情的复杂性，从而既不要像高尔基在1917年时所警告的那样，一味朝手术施行者喊“吊死、枪毙、消灭”，而要“做到处事公正”，42即是说，要作出历史主义的公正评价；同时，也不要隐讳这一手术导致“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严酷事实，否则便无法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去解释后来的历史。在这里，就是既要给十月革命以公正的历史地位，也要对它的严重不足有清醒认识。
　　这也决定了我们对待普列汉诺夫这本文集的态度。从各方面看，1917年俄国革命好比是一场社会主义的尼德兰革命。它借助历史的风云际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惊人成功，却又缘于缺乏历史准备而在往后的发展中历尽艰难，吃尽苦头，直至出现如恩格斯所预警过的“丢掉脑袋，出现反动”43的结局；它的整个成败都对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普列汉诺夫在那个历史关头由于与当时的整个政治潮流相悖而必不可免地陷入悲惨的失败，但他的思想中的深刻预见力却随着历史发展彰显出来，以致今天我们完全可以用一种不同的心境去重读这本书。这不仅是为了重新认识历史的复杂性，也是为了对现实有所借鉴。
　　

注释：
1 《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21页。
2 同上书，第22页。
3 同上书，第279页。
4 同上书，第207页。恩格斯的这段话，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新版完整引述如下：“对于一个激进派领袖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在运动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还没有使他所代表的阶级具备进行统治的条件，而且也不可能去实行为维持这个阶级的统治所必须贯彻的各项措施的时候，就被迫出来掌握政权。他所能做的事，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取决于不同阶级之间对立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历来决定阶级对立发展程度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发展程度。他所应做的事，他那一派要求于他的事，也并不取决于他，而且也不取决于阶级斗争及其条件的发展程度；他必须恪守自己一向鼓吹的理论和要求，而这些理论和要求又并不是产生于当时社会各阶级相互对立的态势以及当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或多或少是偶然的状况，而是产生于他对于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一般结果所持的或深或浅的认识。于是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进退维谷的境地：他所能做的事，同他迄今为止的全部行动，同他的原则以及他那一派的直接利益是互相矛盾的；而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办到的。总而言之，他是被迫而不代表自己那一派，不代表自己的阶级，而去代表在当时运动中进行统治的条件已经成熟的那个阶级。他不得不为运动本身的利益而维护一个异己阶级的利益，不得不以一些空话和诺言来对自己的阶级进行搪塞，声称那个异己阶级的利益就是本阶级的利益。谁要是陷入这样的窘境，那就无可挽回地要遭到失败。”（《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1－552页）
5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16页。
6 《在祖国的一年》，第24页。
7 同上书，第259页。
8 同上书，第231页。
9 同上书，第171页。
10 同上书，第181页。
11 同上书，第465－466页。
12 同上书，第206页。
13 同上书，第221页。
14 同上书，第280页。
15 同上书，第27页。
16 同上书，第327页。
17 同上书，第464页。
18 同上书，第484页。
19 《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08页。
20 同上书，第110页。
21 《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第111页。
22 参见同上书，第105页，译文参照原文有改动。
23 《我们的意见分歧》，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27页。
24 同上书，第128－129页。
25 同上书，第130页。译文稍有改动。
26 同上书，第235页。译文有改动。
27 参见同上书，第240页以下。
28 同上书，第254页。译文有改动。
29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三联书店1973年重印本，第237页。
30 《在祖国的一年》，第38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４卷，第６７０－６７１页。
32 参见费希尔：《列宁：神奇的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0页。
33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2页。
3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73页。
35 美国学者约翰·考茨基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普列汉诺夫确信俄国革命条件不成熟，是因为对他来说社会主义要以工业无产阶级的多数统治为前提，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对的。而列宁及其追随者们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革命现代化知识分子的统治，所以在他们看来俄国革命条件是成熟的，而普列汉诺夫是错误的。见他所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并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第68页 （John Kautsky, Marxism and Leninism, Not Marxism-Leninism, An Essay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reenwood Press 1994, P.68）。
36 《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党纲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55页。
37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人们过去知之甚少。最近印红标的博士论文《“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与思想探索》在收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做了详细的、有价值的论述（北京大学2005年，未刊）。【2011年补记：此论文后来以《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是青年思潮》为题，2009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38 参见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0页。
3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第209页。
40《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问题》，《国际共运史研究》第七辑，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1 参见塞缪尔·巴伦：《普列汉诺夫：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58页( Samuel Baron, Plekhanov, the Father of Russian Marxism, Stanford Univ. Press, 1963, P358) 。
42 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页。
43 1853年4月12日恩格斯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8卷第587页。

作者：张光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发表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二期。发表时文字略有不同，原有的黑体字均被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