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明：重读《在祖国的一年》（上）

　　【摘要】本文对普列汉诺夫的晚年文集《在祖国的一年》作了介绍和评价，认为：普列汉诺夫晚年思想仍是其早年思想的延续和在新的形势下的表现。普列汉诺夫坚持生产力标准，比起后来许多他的批评者的认识要高明得多，历史的经验教训也的确证明了他的思想中的深刻之处。他的政治失败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但今天却应当对他的思想有重新认识。

　　【关键词】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俄国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革命

　　写本文的目的，是想通过简略的介绍和评论，请大家重读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晚年的一本论文集。
　　1917年二月革命后，流亡西欧数十年的普列汉诺夫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从那时起直到1918年5月逝世止，他发表了一百好几十篇文章和演说。1921年，这些文字被汇集成两卷本文集在巴黎出版，题为《在祖国的一年，1917－1918年文章与演讲全集》。此书中译本在1980年由三联书店内部发行（王荫庭、杨永译），当时印数11 000册，数量不算小，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史的研究者来说应不陌生。但时至今日，在青年一代学人中真正了解此书的人估计不会很多了。
　　普列汉诺夫在这本文集中所发表的言论，在苏联和我国长期遭到批判和全盘否定，出版中译本也是为了给批判提供“反面教材”。然而，时势变迁，沧海桑田，历史演变到了今天，应该可以冷静平和一些来考察这本书了。
　　
　　　　　　　　　　　　　　　一

　　谁都知道，1917年是俄国历史上的“革命年”。在战争期间各种极度尖锐的社会矛盾的综合作用下，先是自发地产生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建立起了共和国。紧接着，围绕“俄国向何处去”这个核心问题，各种政治派别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斗争。八个月后，所有党派中最激进的一派布尔什维克党再次发动起义，通过十月革命一举夺得了政权，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就此创下了苏联的七十四年基业。
　　在这场关系到俄国未来发展方向的争论中，普列汉诺夫的主张不但不同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而且也不同于大多数孟什维克，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可算是独树一帜。那么，普列汉诺夫究竟讲了些什么呢？
　　简单归总起来一句话，就是主张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反对搞社会主义革命。
　　在过去那些充满激昂革命情绪的年月里，仅仅这一句话就足够让人们捋袖挥拳、怒不可遏了：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言论吗？打倒他！当年有这种反应是不足为怪的，现在我们却需要首先来认真地审查一下这些言论的论点、论据和逻辑。为了忠实完整起见，请读者原谅，下面将要作较多的引证，即使这样做拖沓冗长，有违简捷，也顾不得许多了。
　　普列汉诺夫的基本论点应该说是相当简单的：俄国的经济和文化落后决定了它在当前需要的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发展资本主义。这个观点，1917年他几乎在自己的每一篇文章和讲话中都不厌其烦地加以重复。例如请看下面的语录：
　　“并不是在任何特定的时候都能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改造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以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一）生产力（所谓技术）高度发展；（二）国内劳动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在不具备这两个必要条件的地方，根本谈不上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不具备上述条件的时候如果工人企图组织这种生产方式，那么他们的企图决不会得到好结果。他们所能组织的只是饥饿——这里不妨用一下法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者之一（圣西门）的一个强烈的字眼。‘组织饥饿’的必然后果就是残酷的经济危机，而在危机之后，工人就会陷入比实现他们的企图之前更加不利得多的处境。”1
　　 “俄国不仅吃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苦头，而且也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够发达的苦头，俄国那些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中间从来还没有什么人反驳过这条无可辩驳的真理……如果事情是这样，那就十分明白，我国那些虽然也懂得一点马克思学说的人，是不可能谈论社会主义变革的。”2
　　“我们社会主义者确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框内会容纳不下现代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那时候资本主义一定要把自己的位置让给社会主义。但是对于俄国来说，这是比较遥远的未来的事情。现在的俄国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如说是苦于它的不够发展……现在摆在我国历史日程上的首要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3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到，当普列汉诺夫反复宣讲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他首先是以唯物史观的名义，以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名义。他经常援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我们今天所说“两个决不会”的著名思想来支持自己，恩格斯关于“激进革命派领袖在还不具备统治条件的时候就出来掌权是最大的不幸”的名言，更是时时被他提起。例如他说：“正像恩格斯指出过的，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阶级说来，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在它还没有充分发展而不能适当地利用政权的时候就得到政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一定要遭到惨重的失败。至于我国劳动群众，那么，如果它夺取政权，它的失败也会是必然的，因为大家知道，俄国现在正遭到空前的经济破坏。”4
　　从上述思想出发，普列汉诺夫毫不犹豫地反对布尔什维克要求夺取政权的主张。
　　给1917年布尔什维克全部革命活动奠定了总方针的列宁的“四月提纲”刚一发表，普列汉诺夫立即就站出来与之战斗。众所周知，列宁在这个“提纲”中尚未明言要搞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在第八条提纲里还特意表白说“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5，但该提纲的基本精神和所提出的一切主张、要求和具体步骤，却正是要把俄国推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对于这一点，当时的任何人——无论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因此普列汉诺夫在《谈谈列宁的提纲以及为什么有时梦话值得注意》一文中嘲笑说：“第八条提纲里的保留条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监督等等）不过是我们的“共产主义者”安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良心的一种软弱的企图而已。”而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列宁这种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号召，在俄国的经济和文化条件都还没有为这一革命做好准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现阶段，“乃是在俄国土地上散播无政府主义状态的一种极其有害的疯狂企图”6。由此普列汉诺夫把列宁的提纲比之为“在完全脱离时间与地点的情况下写成的”“梦话”。
　　在往后的几个月里，随着“梦话”越来越成为现实，即是说，随着布尔什维克离他们夺取政权的目的越来越接近，普列汉诺夫的指责也就越来越严厉而急迫。这位大理论家过去在争论中虽然一向以态度尖锐著称，但由于充分意识到自己在智力上的优越感而总能不失优雅，现在在文字中却处处暴露出了极度的焦躁和忧虑；他确实有点像我们过去所熟悉的“大批判”文章中常形容的那样，“气急败坏”了。他几乎动用了一切尖刻的词汇字眼来批评布尔什维克。在他的笔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革命的炼丹术士”7；是“在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借口下模糊这种觉悟的蛊惑家”8，“已经彻底丧失了作健全推理的一切能力”9；“列宁的假革命策略是巴枯宁的假革命策略的亲生女儿”10。他甚至同当时许多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一样，怀疑列宁同德国勾结，拿了来路不明的资助在俄国制造混乱。他不懈地号召人们同布尔什维克的“无政府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坚决制止他们的行动。
　　事实上，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也并非不知道俄国由于生产力落后而不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物质条件。但他们有一种富于想象力的设计：可以用在俄国首先夺取政权的方法把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发动起来，“从俄国开始，在西欧结束”，这样就能把俄国和先进的西欧一起送进社会主义社会了。这一世界革命的设想把他们自己的大胆行动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联系起来，从而给他们提供了心理上的支持，在当时很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但是普列汉诺夫对这一设想也坚决予以拒绝。他宣称这只不过是“自我欺骗”而已。他说，“不容争辩，就经济意义上说来，德国比俄国要发达得多”，但是“德国人不可能去完成将由俄国人开始的事业。无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都不可能完成这一事业。俄国无产阶级不适时宜地夺取政权之后，决不能完成社会革命，而只会引起内战”11。
　　普列汉诺夫不仅对“列宁分子”态度严厉，而且对他所称的“半列宁分子”也很不客气。在1917年的俄国，人心日趋激进，革命情绪愈益高涨。在这种局势下，即使是不同意列宁关于夺取政权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的大多数孟什维克，也不能不跟着形势向左转，不断提出否定资产阶级的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要求。普列汉诺夫就把这些人叫做半列宁分子。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虽然懂得俄国当前的任务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但他们由于“害怕犯同情资本主义的罪”12而不去与布尔什维克的主张进行坚决斗争，反倒总是做出一个个的让步；他们虽然拒绝了“列宁的假革命的策略”，但却“总是把话说成这样，似乎他们希望今后俄国可以根本不要资产阶级而通过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换句话说，听他们的口气可能会以为，他们希望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这种惊人的逻辑上的不合理现象，就表现在他们的策略体系的一系列矛盾中”13 。普列汉诺夫认为：“半列宁分子否定了列宁的结论，却接受了他的前提，从而帮助了列宁在实践中运用他的结论。”14按照这个标准，在布尔什维克眼中属于资产阶级的一帮可恶代理人的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等人，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便全都是“半列宁分子”。
　　那么，俄国的当前出路不是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要发展资本主义。可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该干点什么呢？普列汉诺夫并不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阶级利益上的对立，但他认为社会主义不能直接从这种利益对立中产生出来，而只能从资本主义不再能够容纳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的状态中产生出来，而因此，当资本主义还有历史积极意义的时候，无产阶级和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就有共同利益。无产阶级为了实现未来的社会主义目的，固然需要在阶级斗争中争取和保卫自己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又决不应该提出脱离实际的废除资本主义的要求。他认为在现时期的俄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需要发展生产力，正因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其他“所有想要永远消灭旧制度残余的那些居民阶层的利益是一致的”15。由此出发，普列汉诺夫利用一切场合尽力向两大阶级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既然我们还要经历相当长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那么就应当记住：这个过程是两面性的，其中无产阶级将要在这一面进行活动，而资产阶级将要在那一面进行活动。如果无产阶级不愿损害自己的利益，资产阶级也不愿损害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两个阶级就应该bona fide（善意地；真诚地——译者注）寻求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达成协议的途径。”16说来似乎有些奇怪：向两边同时呼吁妥协、主张让步，竟成为这位在许多人眼中属于阶级斗争观念倡导者之一的理论家这一时期言论的主要内容。
　　然而，布尔什维克不顾一切反对和阻挠，终究在十月用武力夺得了政权。普列汉诺夫对此痛苦异常。他似乎已经看到了一幅可怕的远景，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已经误入歧途的俄国工人阶级提出最后警告。在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中他激动万分地大声喊道：“不，我国工人阶级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利益还远不能把全部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来。把这样的政权强加给它，就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这样的灾难同时也会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17不仅如此，在他看来，这个新的政权甚至也不是“劳动人民的专政”，而是“集团的专政”，“这同社会主义，特别是同马克思主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18。
　　以上是对论文集《在祖国的一年》主要思想的尽可能忠实客观的叙述。有了这样的介绍，在后面各节里让我们来作一些分析和评论。（未完待续）

发表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