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明：重读《在祖国的一年》（中）

　　　　　　　　　　　　　　二

　　按照人们都熟悉的传统看法，普列汉诺夫在早年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后期却走上了错误的和叛卖的道路。《在祖国的一年》更被认为是他的晚年叛徒立场的典型代表作。然而，稍微切近一些的考察表明，此说是颇可怀疑的。本文倾向于认为，普列汉诺夫的晚年思想，与其说是对他早年思想的背叛，不如说是其早年思想的延续和在新的形势下的表现。
　　早在19世纪80－90年代反对民粹派时，普列汉诺夫便坚持主张，在落后的俄国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者在现阶段应该放弃夺取政权的念头，他们应该一方面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准备，另一方面支持自由资产阶级反对专制主义统治，争取自由民主宪政。在沙皇专制主义制度垮台后，在经历一个较长的资产阶级改革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时期之后，才能迎来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基本思想，可以说是贯穿在《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1883）、《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等名著中的一条线索。
　　早在《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中，普列汉诺夫已经确立了构成后来他一生全部思想和活动基础的理论要点。他无情地揭露民粹派运动所深陷其中无法摆脱的理论的和逻辑的矛盾，他尽力向人们说明在民粹主义传统中一向被看作罪恶而痛加詈骂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性。他大力证明，在生产力落后的俄国现时期根本不可能产生出社会主义关系；社会主义者如果硬要在“生产的客观社会诸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有社会主义组织的程度”19时便企图去夺取政权，那只能是少数人的行动。即使他们侥幸成功把政权抢到了手，其结果也不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只会出现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它将“在‘家长制的和有威权的共产主义’的种种理想中寻找出路，在这些理想中只是作这样的一种改变，使得管理国民生产不是秘鲁的‘太阳之子们’及他们的官吏们而是社会主义的阀阅”20。而这些“社会主义的阀阅”，这些掌权者，“没有任何保证说他们不愿意利用他们所夺得的政权来从事和工人阶级利益毫无关系的目的”21。他认为社会主义只能由一个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充分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这样的无产阶级是不会允许甚至最诚实的有善良心肠的人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应该作为独立的活动家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而不是让自己“永远从一个保护人那里转移到另一个保护人那里”22。
　　《我们的意见分歧》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观点，尤其是大大加强了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分析。普列汉诺夫援引丰富的材料，再次解释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和革命作用。他指出，资本主义比起停滞的传统社会来其先进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虽然并不“谐和”但却充满“动态”的社会，在它内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会造就这样一些条件和这样一些矛盾，它们将会为新的社会关系做好物质的准备；而实现未来的社会主义的主体——无产阶级，也正是要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成长起来。普列汉诺夫驳斥了民粹派关于俄国资本主义是在沙皇庇护下成长，从而将来必定“没有希望”的说法。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最初也是在专制国家的保护下成长起来的，而且一般说来，“每一新的社会的或哲学的原则都是在旧的和它对立的原则内部——因此也是靠了旧原则的营养液——诞生的。由此而得出新原则的前途是‘无希望的’这种结论，是等于不懂得历史”23。关于俄国资产阶级，普列汉诺夫写道：“我们的资产阶级现在正经历着一个重要的嬗变：它已经长了肺，要求像政治上的自治这样气氛中的清洁空气，但是同时它还没有失掉鳃，仍须借助于鳃来在腐败的专制制度泥水中继续呼吸。”24这样一个阶级终将发展到要求自己的全面统治。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上的知识分子革命者想要去打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夺取政权”，怎能相信他们会创造出社会主义呢？“夺取政权原是工人阶级如同任何其他阶级一样的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无论如何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从特权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只要一夺取政权，就使得俄国的劳动人民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25
　　普列汉诺夫进一步发挥了《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中已指出过的、关于社会主义者在客观条件不具备时便夺取政权将只会把人民放到新的“保护人”统治之下的思想。他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只能由工人阶级自己去进行”的著名原理出发，明确拒绝了特卡乔夫式的依靠少数“革命家”夺取政权的计划。他问道：“满足于纯粹主观特点的保证，把工人阶级的事业交付于个别人物和委员会之手，使他们所珍视的理想之胜利取决于这些或那些密谋的参加者的个人品质之信任”，“在如同像整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命运这样的重要问题上，我们能满足于这样的保证吗？”26依靠这样的方法去夺得政权，普列汉诺夫断言，最后的结局不外两种：要么是革命家政府不顾人民还没有做好准备的现实而强制推行社会主义措施，从而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的专制制度；要么是革命家政府迫于现实条件而容许甚至它自己去推行资本主义，那时它便成为“一个可笑的政府”。27
　　在上述两本书中，普列汉诺夫都拒绝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将会来支援俄国革命的设想。他挖苦地写道：“西方是西方，而俄国是俄国，换句话说，‘不要垂涎别人的蛋糕，趁早起来做自己的去’吧。不管欧洲革命可能的影响如何伟大，我们必须关心创造那些使得这一影响能确实发生的条件。”28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则从对近代以来欧洲社会思想发展演变的更加宽广深入的对比研究中，从对唯物史观的极富新意的阐述发挥中，再次指出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作者关于俄国工人阶级运动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有跟着生产者自觉发展的程度才有可能和我们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害的后果作斗争”。29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是俄国社会发展的头等问题。
　　至此读者可以把普列汉诺夫的前后期作一个对比。同样是认为俄国不可能跳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同样是确认资本主义发展为俄国当前必然的和必不可少的进步现象；同样是警告革命者：不要过早地夺取政权，否则必将引导到一种由革命家当权的新的官僚“阀阅”社会；同样是不相信在俄国革命信号的引发下西欧革命将会发生并因此赋予经济落后的俄国以跳跃发展的机会……既然有这样多的“同样”，本文便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把同一个人的前后期如此截然二分地割裂开来。不，我以为更可靠些的结论应该是：普列汉诺夫后期和前期的基本观点大体是一致的。如果你否定他的此一时期，按照逻辑你也就应当否定他的彼一时期。其实普列汉诺夫本人正是这样做自我评价的。1917年时他写道：“我现在写文章的语调，也就是从《我们的意见分歧》的时代起我所写文章的那种语调。”30我以为，普列汉诺夫在这里并没有说错。
　　在这里可能有人会反驳说：你错了，路线性错误！没有分清“延安和西安”！在《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中普列汉诺夫反对的是由民粹派进行的农民社会主义革命，到了1917年他反对的却是由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两者能够等量齐观吗？因而前期正确而后期错误、“背叛”，等等。
　　不错，民粹派与布尔什维克是有很大的、可以说是本质的区别。民粹派是以巴枯宁、拉甫罗夫、特卡乔夫这样一些思想家的理论为指导的，而布尔什维克则无疑是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决不能把他们混为一谈。然而问题在于，不应该忘记把革命者与革命区别开来。革命者的纲领、理想、主观目标是一回事，而他们在发动革命时必然置身其中，因而不能不接受其决定性影响的客观环境是另一回事。唯物史观首先要关注的是客观的逻辑而不是主观的意图。正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场合都曾谈到过这样一些派别和人物，他们在历史潮流客观作用的推动下会身不由己地走上与自己的初衷大不相同的道路。在他们看来，俾斯麦之充当“革命的遗嘱执行人”是如此，巴黎公社期间的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大致采取正确的行动是如此，一般说来，无论革命的还是反动的、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派别，都是如此。1885年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关于革命者这样写道：“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讽刺，免遭这种讽刺的历史活动家为数甚少。”31所以，如果不是把历史运动的客观条件和客观过程当作决定性的东西，而是把党派自己的纲领主张、它自己打出的旗帜，把“他对自己的看法”当作决定性的东西，在本文看来，恐怕就是把主观意愿和历史的客观实际进程混为一谈了。
　　准此，如果不是一味固守“以派划线”的原则，这里的关键尺度就不在于是谁进行革命，而在于这样一个问题：1917年的俄国与1883－1895年的俄国相比，国内的生产力和与此相关的社会条件以及国际的形势是否有了如此长足的进步，以致可以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而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了？透过普列汉诺夫的全部议论，可以说他正是把这个问题当作出发点，而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并没有这样长足的进步。
　　再重复一遍：1917年普列汉诺夫的立场仍旧是他1883年——1895年理论主张的合逻辑的继续，关于他晚年“背叛”自己早年的指责是不公平的。关于“背叛”的说法，应当视为他的论战对手站在自己立场上打击敌方的一种政治辩论手段而已；当然，这种说法并非恶意诬陷，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年激烈政治对立中情绪化的产物。时过境迁，今天应该承认，普列汉诺夫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分歧不管如何严重和尖锐，毕竟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由于对各种条件、形势认识不同、策略不同而产生的分歧，属于同一运动的不同流派、不同意见之争。
　　
　　　　　　　　　　　　　　　　三

　　在那个充满政治上的疾风暴雨的1917年，布尔什维克对政权志在必得，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一切都被斥为反革命言论。然而，在经历了空前曲折复杂、充满艰难险阻的多年斗争之后，列宁晚年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据说当布哈林去探望病中的列宁时，发现他手里拿的正是一本《在祖国的一年》。布哈林惊问你怎么读这本书？列宁答道：这本书里有许多真理。32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那么，笔者今天准备跟着晚年的列宁一起说：此书里面有许多值得重视和思考的真理。
　　首先，人们应该好好想想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普列汉诺夫一贯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相联系？
　　其实，这个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本是早已解决了的，但是到了后来却被搞得非常混乱。
　　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码道理告诉我们，没有一定的社会存在便没有一定的社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33。依此类推，如果没有由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存在”，那就不但不会有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而且也不可能在人民的观念中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自然也就不能凭空冒出社会主义的学说和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是社会主义革命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恩格斯干脆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不懂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决条件，就是根本不懂得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34当普列汉诺夫反复指出生产力的头等决定作用时，他只不过是重复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谈过的这个原理而已。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些社会主义初步知识的逻辑在历史发展的作用下发生变异了。当历史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越来越成为统一的“世界历史”时，一国的“社会意识”在“国际交往”的作用下，有时会（更确切地说，是随着历史发展而越来越经常）跑到它的“社会存在”的前面去。在先进国家示范作用的影响下，落后国家的“意识”经常会超越本国的经济生活条件，成为对先进的别国的“存在”的反映。所谓德国古典哲学是法国革命的理论，所谓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是对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模仿，就都是这种情况的例证。在这种条件下，“社会意识”是和它本该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存在”脱离而具有独立性和超前性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否依靠这种先进的“意识”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可以说，普列汉诺夫终生都在与这个问题打交道，而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坚决否定的。
　　人们会质问：为什么要否定呢？既然已经有了先进的“意识”，难道还要历史像原来那样按部就班地慢慢发展吗？既然先进的“意识”已经确认未来的必然方向是社会主义，难道就不可以改变革命的进度、重新配置革命的“主观力量”、跳过某些中间发展阶段，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吗？就算生产力落后，难道不可以依靠一个先进的党先去夺取政权，然后再发展生产力赶上别的国家吗？所有这些，其实正是后来人们批判普列汉诺夫，给他加上“经济决定论”、“宿命论”之类的恶谥，把他的思想当作“唯生产力论”大加贬斥的理由。然而，当人们在革命的名义下慷慨激昂地作这种批判时，似乎并没有深入思考一下这些表面上机智的问难背后可能隐藏着的问题。
　　前面刚刚说过，从马克思学说的立场上看，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是，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矛盾的高度发展，就没有无产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相应发展，同样，也就不会有认识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的一般社会意识。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先进的意识”，始终只能是少数革命家头脑中的意识。这种意识对于进步事业是重要的，因为它能够起到传播推进社会主义思想、充当社会主义运动的“酵母”的作用，但是它毕竟还不能等同于人民大众的普遍社会主义意识。如果这种“先进的意识”及其承载者把自己当作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初动力和整个事业的核心，并以把握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奥秘和人民大众的未来命运而自傲，到处以天然领导者和教育者的身份向人民大众提出臣服和追随的要求，这就很可能是危险的。对此，普列汉诺夫和罗莎·卢森堡都曾经尖锐地提出过警告。普列汉诺夫曾把这称之为新的“英雄与群氓”理论，卢森堡则把由此形成的组织集中制称做对工人阶级的“托管”制。但是问题还不止如此。在政治斗争中“先进意识”为了要实现自己的理想目的就不能满足于“光荣的孤立”，它懂得“依靠群众”的重要性。如果它确实利用某一特殊形势通过灵活的策略抓住了人心，获得了支持，从而夺得了政权，那时会怎样呢？
　　按照普列汉诺夫的看法，那时就会出现前面引证过的“不是秘鲁的太阳之子们及他们的官吏们而是社会主义的阀阅”来管理生产资料和国民生产的情况。换句话说，就可能形成这样一种新的社会，不管它是按照理想主义设计去强制推行社会国有化措施，还是出于现实主义考虑去促进资本主义发展，都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由工人阶级大众自己建立并自己管理的社会主义社会相去远甚。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化，它的一个最根本最核心的规定是，这种公有化必须在实质上而不是名义上以工人阶级的管理为保证。而为了给这种保证提供充足的物质前提，就必须使工人阶级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达到充分发展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工人阶级的解放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综观普列汉诺夫1883年以后的全部著作，正是这个基本信念的逻辑支配了他的毕生思想，使他始终把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最主要标准。一旦他确认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那时不论革命的推行者是民粹主义的密谋组织还是列宁主义的革命家集团，他都一概当作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错误举动予以反对35。
　　今天笔者不能不说，普列汉诺夫坚守生产力标准，比起后来许多他的批评者的认识要高明得多。在他那里，实行社会主义变革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决不是一种可以随意抻缩、实际上被化为空洞乌有之物的意识形态套话，而是一种具有明确的质的规定性的、可衡量的尺度，这就是它必须达到帮助工人阶级普遍产生社会主义自我意识的高度。笔者还应当指出，历史后来的经验教训的确证明了他的思想的深刻之处。历史已经昭示，由于缺少足够的物质条件和工人阶级大众的自我意识，苏维埃政权所管理的社会一开始就不能不满足于成为一个由少数革命家管理的社会；这一社会尽管也可以作出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重大成就，但社会本身缺少自治能力，政治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随着革命之初热情真诚的理想信念的日渐淡漠和消失，随着独占的权力所带来的巨大实际利益的诱惑，政治权力逐渐演变成不仅与社会相脱离并高居其上，而且具有自己的特殊追求、特殊目的的异化力量，形成了一个“代管”社会生产资料和一切事务的特权阶层。当人们真的看到一批“社会主义的阀阅”出现在眼前时，不是很值得对写出这一著名警告的作者当年的言语重新回味一番吗？
　　对于这个演变过程所产生的严重问题，后来的不同时期里那些最富有批判思考精神的思想家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察觉到了并做了分析。在这个长长的认识系列上，我们可以首先举出列宁，他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创建者和领袖，后来坦率承认“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在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36。到了晚年他更进一步意识到，由少数“老布尔什维克”依靠其威望而不是由人民大众管理的政权是包含着极大危险的。若干年后，十月革命的另一最大领袖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失去权力，这时他提出了“蜕化的工人国家”的概念并承认了它与工人阶级发展不足之间的关联，但他的认识也只能到此为止。再后来，陈独秀、吉拉斯、苏联当年的持不同政见者，直到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少数民间青年思想探索者37，都对这一严重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然而他们的论述往往局限于揭露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并进行道义谴责，对矛盾的历史起源的认识并未达到当年普列汉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高度。直到近年，我国学术界终于也承认了苏联有一个特权阶层的事实。情况既然如此，今天人们就没有理由不对这一系列上最早而又有异常深刻之处的普列汉诺夫的论述遗忘脑后，漠视不顾。（未完待续）

发表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