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不是要回到精神治国时代？

现今的中国，政府和媒体不断推出各种“精神”，中国学者吴祚来撰文，指当局树立“精神”以回避真正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根源在政者不正。


"精神"又将泛滥成灾

北京精神、上海精神、天津精神都被所在城市有关部门提炼出来了，重庆精神似乎还在提炼过程之中，下一步就是各个省市各自发挥聪明才智，提炼各自的精神元素，通过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政治魔法。试图籍由这些“精神”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

倡导精神是从北京开始的，在政府的主导下，“北京精神”出笼，“爱国、创新、包容、厚德”被视为北京精神，爱国是北京精神的核心，领导集体有核心，现在北京精神也有“核心”。也即，所有的北京精神，目的就是为了爱国。爱国与保障、维护人权是什么关系？似乎没有人论证。北京精神与公民社会建设又是什么关系，也没有人去研究。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北京精神”：爱国精神是北京精神的核心，但爱国精神中，有保障人权的内容吗？创新精神中，有保障个人私有财产、保护文化版权的条款吗？如果已经有这些条款，能得到兑现吗？北京精神中的包容精神，执政者能包容政治异见者吗？如果没有政治包容，其它都是一纸空谈，因为政治权益是一切其它公民权益的基础，厚德，德是施之于人而不求回报，人民将自己的税收交给执政者，体现厚德，执政者如何回报自己的人民呢？北京精神中的爱国，其实是爱了政府，而包容、厚德，也是要求百姓如此对待政府，无论政府如何不仁不义，都要包容之宽容之，厚德载物，万物均用来滋养强大的执政党与庞大的政府。

精神救国、治国、治市是当代中国执政者的一贯方式，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甚至就是一部革命精神发展史，革命的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精神命名：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渡江精神、西柏坡精神，而在这些精神之前，甚至还有"南湖红船"精神，中共建党于南湖红船之上，因此就有相应的精神被命名。浙江嘉兴也有相应的南湖红船研究会这样的机构。

同时还有以个人命名或历史故事命名的精神：张思德精神、刘胡兰精神、白求恩国际主义精神、董存瑞精神、1949年中共建政后，最重要的精神是树立起雷锋精神（军人）、铁人王进喜精神（工人）、焦裕禄精神（干部）以及大寨精神（农民）甚至还有"惠女精神"（福建惠安女精神）。改革开放之后，新生了女排精神、航天精神、袁隆平精神、抗洪精神、甚至还有企业被命名：海尔精神，但似乎没有改革开放第一村"小岗村精神"与改革试验区"深圳精神"被命名。尽管当地也有对小岗村与大寨精神的比较研究，还有九十年代初深圳有关部门对"深圳精神"的总结，但没有成为国家倡导的模范精神予以推广。

而在这些精神之上，还有一种意识形态的精神即革命精神（抽象的精神）、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以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牺牲精神。

将历史事件或重要人物、社会热点事件提升为某种精神，这可能也是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所特有，或者革命特色。如同在大豆或芝麻、花生中提取油脂一样，中国执政党要从这些对象中提取精神油脂，即精神元素，让它成为某种特殊的精神营养与兴奋剂，振奋、引导、激励更多的人，使普罗大众通过学习，都能成为"精神人"，为革命事业忘我奋斗、奉献甚至牺牲。胡锦涛在视察井冈山时就说，井冈山精神要"熔铸成新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并把它贯注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有力地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井冈山精神的历史背景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甚至是反政府颠覆政府，这样的历史事实被转化为井冈山精神，然后这种精神还可以推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这样的历史大转换，该用怎样的高科技才能完成？

为什么要重倡"精神"

为什么现在各省市都在提炼省市精神？一是社会道德滑坡，需要通过精神力量来象征性地拯救社会风气；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无法自圆其说，通过精神来弥补核心价值理论的缺失；三是普世价值已成为国人的政治梦想与追求，政府要通过不同地区的精神，消解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孔子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曾在世界伦理学大会中被公认为黄金道德律，而其仁者爱人的仁爱精神与欧洲启蒙时代倡导的博爱精神，也是人类公认的普世价值，古希腊时代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共同倡导的精神价值是美德、正义、勇敢与节制，而欧洲中世纪则确立了信仰、希望与仁慈、宽恕，文艺复兴之后，自由精神与公民精神成为社会主导价值，时至今日，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正义等等，均被世界政治与社会伦理学界定格为普世价值，文化、伦理、精神价值都是无国界的，价值对社会的意义不是因为强行灌输的结果，而是被需要的结果。价值如同阳光、雨水、新鲜的空气、肥沃的土地一样，自然生命都会共同向往。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等罗列在一起，将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爱国主义、八荣八耻的荣辱观都列入核心价值体系之中。这完全是一厢情愿地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当成国民的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单面价值的强行推广。执政者的需要与社会的需要不可同日而语，最终它只会变成自言自语，消弥在文本中，没有生命力。而人们真正需要的普世价值，却在不断地被倡导，被需要。当执政者倡导的价值与社会真正需要的价值相悖离的时候，执政者已然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因为共和国主权在民，如果不能满足公民的真正需要，而将权力完全用在满足自己的价值追求与利益追求上，它最终必然被公民社会所汰弃。

各地倡导形形色色的"精神"，是王顾左右而言它，真正的社会问题不面对，社会的道德滑坡，根源在政者不正，政治家没有社会良知，执政者没有将人类普世价值确立为执政追求，只能用花俏的精神概念，来涂抹社会道德病态的面容，似乎一个城市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定位，这个城市就拥有了道德价值的身份地位。

依法治国，败于党比法大，只能以党治国，而以德治国，也曾倡导一时，最终发现，最缺道德常识的是执政者，现在，还是回到革命时代的游戏方法，精神治国。想用一些概念来唤起人民的精神斗志，但这是一个全面物质化的时代，人民要的是工作机会，是低保，是平等的求学与考试机会，是医疗保险、养老保障、是自己的房子不被强拆，是打官司的时候得到法律公正对待，是有自己的工会，农会，商会，是能独立参选人大代表，而不被传唤或莫名软禁，是正常参加国际国内学术活动，而不被堵在家门里，是畅通浏览世界各地网络，而不被隔离墙阻隔。

价值也具有精神意义，譬如民主精神，自由精神，博爱精神，宪政精神，人本主义精神，正义精神，平等精神等等。民主价值作为一种政治价值，为什么也体现伦理意义？因为民主是基于对所有人的尊重，民意的数字化，通过选票的方式表达每一个公民的政治意愿，这就是尊重民意，天意自我民意，天听自我民听，传统伦理意义与政治文明中的价值，统一在宪政民主概念之中。自由精神与自由价值也是统一的，自由即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不违法不侵犯别人权益的范围内，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是自由的，自由与社会责任相伴随，社会自由度与个人尊严相一致，没有自由度的国家，公民没有尊严。公民的尊严与人权，体现普世价值与伦理精神。可惜，在各地倡导的精神语言中，我们没有看到，普世价值与精神的统一。执政者有意回避普世价值元素，普世价值的精神意义更是没有倡导。

政治已成为一门技术的时候，中国的政治改革需要方式方法与日程表的时候，需要的是执政者拿出改革精神与气魄，是政治家们要表现出应有的自我牺牲的精神，牺牲利益集团的部分不应得的利益，回馈社会，使中国进入公民社会，人人平等，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宪政。还像战争年代那样，鼓动平民百姓这奉献那奉献，爱党爱国就是不爱自己，这样的精神倡导，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一阵风的鼓噪。

作者：吴祚来

责编：吴雨

作者简介：吴祚来，文化学者，专栏作家，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著有《文化是一条河流》、《中国古典艺术观照》、《通往公民社会的梯子》等多部文集与专著。多次被评为年度百名公共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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