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另类思考（中）

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九次会议上主讲发言

 
三、当前对“社会主义民主”的需要是针对着社会主义特权而言

因为有特权存在，普通人才需要维权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民主果真能分为“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维权民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另类形态。因为这个公有制社会有特权存在，有优先权存在。有这两个权利存在，大多数人的权利就必定被侵犯。
人民权利被特权和优先权侵犯例子屡见不鲜，拆迁就是人民居住权被特权侵犯的典型例子。我还能举几个例子。
2001年年底，我在江西某个“龙兴”之地听着一个公安局长神侃。他说，某日，一个党和国家主要领导携夫人来了，夫人尝了当地特产荷包红鲤鱼，说“好吃”。“好吃”两字打足了当地官员的精神，就指挥养鱼专业户将河塘水全部放干，亲自挑出最大最鲜活的荷包红鲤鱼“上贡”。我问：“专业户损失怎么算？”回答：“由当地财政补。”但大家知道当地财政的钱就是当地纳税人的钱，中国式特权的表现是有人享用着涸泽而渔得来的鱼类资源，中国式优先权的表现，吃鱼优先到整个河塘的鱼先让一个人挑吃，其余人只能吃涸泽而渔以后剩下的鱼类资源。
再早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亲戚要从上海回乌鲁木齐，火车票相当难买，就托台湾商人去买，台商不知大陆国情，心想要坐四天三夜的火车，就买张软卧票。不想火车站里硬不让我亲戚上车，因为她拿不出乘坐软卧的“级别证明”！好说歹说，看在我亲戚是个50多岁女性的份上，最后是让她到普通车厢去席地而坐！台商闻知后震怒！说走遍世界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义愤填膺说要去“告”。我们问他你去告谁？这说明，在中国，连乘软卧都曾经是一种特权。
文革中，印刷红宝书和红宝像是其他印刷品都要为之让路的。印刷业资源被最高领袖的特权占据。1966年，为了保证 “红宝书”的印刷能力和纸张供应，文化部和国家科委通知各科技出版社，初版科技新书“可出可不出的”“坚决不出”；再版图书“一律不印”；刊物能并则并，不能并的，要么减少篇幅延长刊期，要么干脆停办；为了“突出政治”，印制、发行、传播“红宝书”不能算经济账，凡托运或邮寄“红宝书”，邮局一律免收运费、装卸费、邮递费；财政部对印刷、出版、发行“红宝书”全程免征税，中国人民银行对凡此类用途的资金免计利息。1966年至1970年，中国印刷业成了为最高领袖一人服务的行业，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出版了42.06亿册，毛泽东画像和摄影像出版了41．55亿张，单张毛泽东语录20．72亿张。
这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涸泽而渔”呢？
1974年醴陵烧制“主席瓷”，成立了专门的研制班子带保密班子，精心烧制的二万件成品瓷，最高领袖使用的不过是其中40套上乘佳品（每套一碗、一茶盅、一盖杯），为了杜绝“越制使用”主席瓷的大逆不道，除了留给若干参制人作纪念用的几十件外，悉数毁坏，连特建起来的瓷窑也被拆毁，这40套“主席瓷”是何等代价？当时就够买几万件睡衣了吧？现在够买上千万件睡衣了吧？烧制两万件，只挑40套用，这与“涸泽而渔”没有什么两样吧？
最高领袖知情吗？他都知情的。他老人家好像没有认为这有什么不应该，就像他穿打了几十个补丁的睡衣，他也没有认为这有什么不应该。一句话，习惯了！都是习惯。
但是谁都没有因此想过要维权——毛主席语录印多了，课本印少了，要维护教育权。谁都不会谴责飞机票软卧票凭级别才能买的制度，人们只会这样想：好好混，吃得苦中苦，去当人上人，挤到有资格乘飞机乘软卧的人当中去。
现在，我们觉悟了，可以分析这些特权、优先权对普通人的权利损害了。
在公有制的社会，社会资源大部分是全民的贡献，印刷资源本来是为全民需要而配置的，这些资源都用来印“宝书宝象”，大家的需要就被排挤，几亿人想看的书想看的杂志就看不到了，几亿人的阅读权利受损，几千人完成的书稿不能出版了，几千人的著作权利受损。鱼塘掏干让养鱼专业户元气大伤，即使官方财政补贴了，养鱼人的权利还是受到损害；并且，官方补贴的钱还不是纳税人的？不知多少人在为涸泽而渔的享受人买单！
至于拆迁自焚者，是用生命在为自己的权利买单！
至今，中国的法庭不接“拆迁官司”，这不是法庭干预政府，而是政府在干预法庭，政府干预法庭带来的后果，如同托克维尔所说：“法庭干预政府只对案件有害，而政府干预法庭则使人们堕落，使他们变得兼有革命性和奴性。”

“一种特权”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两种特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里，权利这么随意能被剥夺？因为有特权在。拆迁这么一场全国性的反市场经济运动为什么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肆虐横行？是因为掌握有土地出让权的官员要利用这个权利兑现成自己的利益。我们可不可以废除他们的特权？废除他们的特别所有权？别说这是梦呓，有人早讲将梦想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西方资产阶级。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废除了特权和消灭了特权的社会，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这样告诉我们：“现代发达的国家的基础并不像批判所想象的那样是由特权来统治的社会，而是废除了特权和消灭了特权的社会，。。。。。”，“这里，代替了特权的是法。”（《马恩全集》第2卷，1957年版，148页～149页）恩格斯则在1846年这样说：“资产阶级消灭了国内各个现存等级之间一切旧的差别，取消了一切依靠专横而取得的特权和豁免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7年版，648页)
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1885年，恩格斯在此加注：“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等级及其特权。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阶级，因此，谁把无产阶级称为‘第四等级’，他就完全违背了历史。”《马恩全集》第4卷，1957年版，197页）。
很多人看不明白：马克思恩格斯怎么会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是没有等级没有特权的社会呢？那还闹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呀？如果我们认真研读了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当然还要附带读些其他马克思著作，很多迷茫会得到解决。
原来，马克思将“等级”分为“政治等级”和“社会等级”两种，将“人”分为“公民”和“市民”两类。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打倒了专制权力”，“实现了政治解放”，社会的政治等级取消了。消灭了政治等级的标志，是在宪法上取消了有关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汉密尔顿也说，这象征着“平民战胜了私有者和金钱”，这样的社会就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中，法代替了特权。”恩格斯的解释是，资产阶级“用金钱的特权代替已往的一切个人特权和世袭特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57年版，647页)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来没有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作出财产上的限制，但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社会存在的等级差别，这是这么回事？我们感受到的差别，是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等级”差别加上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了的政治等级差别。马克思指的社会等级差别指什么？指社会通过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表现出来的社会等级差别。这些差别资本主义国家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照样存在；我们的政治等级差别表现在哪里？改革开放前，表现在党团员入学深造优先，干部按级别次序听文件传达、按级别知晓国内外动态，乘坐飞机软卧需要级别证明、观看“内部电影”需要有级别，这些做法都是等级特权的反映，国家最高领导人还有着公然不将宪法当回事的特权，专政对象和管制对象则被剥夺了人身权利，连同他们的家属。改革开放后，政治等级差别表现在有些人有着不受监督批租土地的特权，有着不受监督变卖国企的特权，有着得到好地段好房型住宅所有权的特权，有着根据内部信息去买股票的特权，有着精兵简政可以提出很多条件、等条件满足后再被精简的特权，高层领导更有着不准公民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的特权和违反宪法的特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等级差别，实质就是人权的差别——人与人之间权利不等的差别，人的权利按地位顺序从高到低递减的差别。这些特权，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不能想像的，恩格斯一百五十年前说资产阶级用金钱的特权代替以往的贵族特权，我们现在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可能用金钱来取得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特权。
由此看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权是双重的，即政治特权加上社会特权。政治特权中对人民伤害最大的是不受监督能办一切事情的特权。当今中国一些领导层面人物对“集中力量办大事”津津乐道，他们也许不知道，托克维尔就把这当成爆发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之一。托克维尔认为，魁奈、杜尔阁这些被他称为“若干专门论述公共行政问题的作家”对“雅各宾民主”造成的恐怖血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们在法国大革命前几十年就认为当时的路易十五政府已经具备这样的力量——“在一瞬间就能完成改变国家整个状况的改革”，并为此而自得，于是他们为法国设想一个更庞大的社会权力并加以鼓吹，雅各宾专政实现了这种权力，“它不再叫国王，而叫国家；它不是家族遗产，而是一切人的产物和代表”，它“必须使每个人的权利服从于全体意志。”人民“被公认为唯一合法主宰。。。。。。但却被完全剥夺了亲自领导甚至监督其政府的一切权力。”（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是通过“雅各宾民主”看到了魁奈、杜尔阁的理想最后变成了什么，而我们，则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式的“代民作主”，看到公民利益如何不敌公共利益，看到如今中国越是追求“在一瞬间就能完成改变国家整个状况的改革”，这种追求就越可能是建立在干涉所有人的基本权利之上，国家越是醉心于“代民作主”，人民就越没有幸福可言！
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双重特权比资本主义社会单一特权厉害多了。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任务是相当艰巨的。最艰巨的任务是，要面对如巍巍昆仑般不可一世的特权。
不能不问，这是怎么啦？这是公有制在眼红皇权社会等级私有制，因而在体制上继承了皇权社会等级私有制之缘故。公有制怎么会坚持要比资产阶级更多的特权呢？不要忘记托克维尔的话：“一切革命都在扩大人们的野心，而推翻贵族制度的革命尤譬如此。”“推翻贵族制度的那些人都曾经生活在贵族制度的法制之下，亲眼看见过它的盛况，并且不知不觉地沾染了贵族的情感和思想。”看来，等级制本是公有制私有制都喜欢的，只是当等级制私有制妨碍了资本主义发展时，资产阶级怕等级制了，所以资产阶级把等级制消灭了，把特权消灭了，把优先权消灭了，换来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私有制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资产阶级也仍然会并事实上也存在着贵族制度下的情感和思想，只不过在废除了政治等级制的政治平等的社会里，要想在人权上分出个高低贵贱，已经不可能了。
我们这里普通老百姓在权利未受到侵害时，对等级制是习以为常的，一直到普通人权利普遍被侵犯，他们才有了不喜欢等级制的意识，但他们不可能去消灭等级制，他们人多势弱。
我们这里的资产阶级——民营企业经营者和所有者不喜欢等级制，但他们也不可能去消灭等级制，他们投等级制所好，讨吃等级制下的剩茶残羹。讨吃到羽翼丰满了，就移民了，他们也不是傻子，为什么非吃你吃下的剩茶残羹？他们与西方资产阶级不一样，西方资产阶级单个人都有法定权利，王室不能轻易将他们的单个权利剥夺，我们这里的民营企业经营者和所有者单个人没有什么不可侵犯的权利，特权随时可用一个什么罪名让你变得一无所有。因此，我们这里的民营企业经营者和所有者怕等级制，更怕等级制先把自己灭了。
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初级阶段的民主会显得诡谲的重要原因。
于是，中国的特权所有者就显得很无法无天。显得对什么都不在乎。显得赤裸裸的野蛮。显示出一往无前的侵略精神。
是中国的特权所有者将中国按在了火山口上。

有“维权民主”占多数，中国才不崩溃

于是，“维稳”，来对付“维权”了。为什么不用维稳的资源去对付特权、优先权的所有者？维稳的资源本身就是属于特权者的权力支配范围。而“维稳”是在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在对付“维权”，这是很不可思议的。
逼到这个份上，那就是在逼民上梁山了。这里，我想引用一段一百四十年前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对“逼上梁山”行为的描述：“人民起义，就其本质来说是自发的，没有秩序的和不顾一切的。它总是要求自己和别人在财产上付出巨大的损失和牺牲。人民群众时刻准备作出这种牺牲。因此，他们是一种粗暴的、野蛮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建立丰功伟绩和实现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目的。因为他们只有很少一点财产，或者根本没有财产，他们不会守财丧志，为了防卫和胜利的需要，他们会不惜毁掉自己的村庄和城市。因为大部分财产是别人的，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积极的破坏热情。”
中国的特权所有者对此种情况的出现有着充分估计，所以他们在海外都有存款账户，海外都生了脚。也正因为对此种情况的出现有着充分估计，维稳费用要等同于军费。
到了这个时候，是否中国已经绝望？不！
据于建嵘教授调查，中国人维权的特点之一，是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也就是说，老百姓维权，大多是因为政府定的规则被政府自己或既得利益方破坏了，这些规则本身是政府指定的，政策面本来就是向政府和权力阶层倾斜的。但老百姓在“给来的”权利受到侵犯时，他只要求你按老规则办事，按老规则补偿我的损失，并没有说，你制订的规则本身就不公平，需要从根本上改规则，更没有象西方资产阶级刚登上政治舞台时那样，要向政府争得一分保护自己权利的权力再自己重新定规则。 1948年生于上海的美国政治学教授裴宜理认为，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崩溃的关键。就基于这点，裴宜理说中国的政府生在福中要知福。中国的老百姓只要求政府守规则，看上去是还不具备完备的权利意识，但是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能与政府维稳心态达成共识。一方面，老百姓在做让步：我不要求更多的权利，但你不能得寸进尺；另一方面，政府权力部门认识到人民造反的后果，不再将人民逼上梁山。
我不是说公民不该要更多的权利，而是在现在中国社会象个大火药桶的紧要关头，大家要去拆引信，而不是去引爆它。我前面说过，想推倒政治特权，人民手里没有足够经济力量。中国没有形成象西方资产阶级那样的独立的有钱阶层。中国的有钱阶层都是依附于权势而存在的，怎么可能去推倒权势推倒特权？西方资产阶级当初崛起，都是真正的草根在崛起，所以说他们是“第三等级”。真正推倒特权，一定要在草根阶层的独立经济力量形成以后。有了来自草根的独立经济力量，他们会萌发出强烈的所有权意识，他们会对自己权利的极其敏感，这些都能促使他们直奔明确的捍卫权利、争取新的权利的目的而去——马克思说的“权利符合于竞争、自由私有制的状态”就是指这个意思。本来，来自中国底层社会的有钱阶层如果能不依附于权势而存在，他们自然会有主动的权力要求，譬如会主动要求政府将税收降下来。现在他们明知税收不合理，也不敢这么喊，喊了肯定连现有的生意都做不成。

是中国人太窝囊吗？不！中国的底层社会，包括那些较少依赖权势而生存的民营企业经营者所有者是有生存智慧的，他们承认你制订的规则是合法的，也不去溯源规则是否公平合理，他们只要求你自己不要推翻自己制订的规则。这不是他们特别善良，但这是中国官员特别的福气！社会底层人明白，他们还不具备推倒特权制度的本钱。如果中国民营企业能作为真正独立于政府而存在的一个群体，也就是说能够从原材料供应到产品销售渠道都能摆脱官方控制自己说了算，民营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就会提出自己的权利诉求了。但现在，他们愿意妥协超过愿意抗争。
中国现时的“维权民主”，与“公民民主”当然有距离，但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民主特色。
这样，我们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看到三种力量。1.以民营企业者为代表的市民阶层，他们有经济力量，但不敢得罪权贵，而他们自己有时也是侵犯普通人利益的一支力量。2.要求维护自己原有权利的维权阶层，这个维权阶层范围广泛，包括了中国底层社会所有权利受损的人民，包括下岗工人，包括拆迁户，包括薪水被扣被减的农民工，也包括各种大工程的受害移民。3.特权和优先权的所有权人。这三种人，要到社会已经坐在火山口上时，才有可能达成共识。因为社会大崩溃的前景放在大家面前，即使是最无财产的底层社会人，毕竟改革开放后给了他们选择活法的自由，他们不至于象他们的六、七十年代的前辈一样，在贫穷偏僻的农村饿死、穷死，窝囊死；他们在改革开放中拓展了眼界，因此也不会轻易象他们更早的前辈那样铤而走险；为了多一条活路选择，他们的维权以“还我既有权利”为限，暂不再多走一步。而民营企业者一方面是对特权所有者始终忍让，另一方面，他们与社会底层人有着利益矛盾，他们也侵犯着底层劳动者的权利。但如果面对大崩溃的局面，他们也会与社会底层劳动者取得妥协的，妥协了，他们能保住财产，保住有质量的生活状态，保住社会地位。至于特权和优先权的所有权人一向是“牛人”，只是在“生存还是毁灭”的关头，只要还有着正常人的思维，他们是会考虑退路的。他们最怕的是清算，只要不是清算，他们能接受把已经伸得很长的手缩回去一点。而普通人只是要求归还他们的权利，没有要求重新分配权利，这是特权和优先权的所有权人应该能够接受的。
好了，大家不愿意共同毁灭，大家就在这点上达到了共识。社会就有了可以妥协的基础。妥协不是耻辱，是真正的大智慧，英国资产阶级与王室妥协的结果，王室保住了王位，保住了王室所需费用来源，资产阶级照样纳税，但王室不能乱收税，王室要尊重国会。这样的妥协才有了英国工业革命，才带来了十八世纪这个“英国世纪”。中国各阶层在现阶段达成妥协，中国就能避免比文革还血腥的动乱，作为文革的过来人，我几乎是本能地对文革再现保持警惕。一场让中华民族万世不复的劫难无论如何不能让其重演！但是妥协的主动权在特权、优先权持有者手中，他们如果抱有万一洪水滔天可以逃之夭夭的侥幸而继续赤裸裸地侵犯民众利益，极血腥的动乱最终不可避免。（未完待续）

王炼利，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