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薄與挺薄，都來自毛澤東時代

《大事件》特約記者　葉發德

（專訪王軍濤，續前）
大事件：現在人們已經對毛澤東時代剛結束的爭論不感興趣了。還是直接討論左右之爭吧。

王軍濤：問題是，如果你不從討論毛澤東開始，就不能理解那麼多人支持或堅決反對薄熙來的人的理由；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激動情感，來自那個時代。

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運動治國的執政模式在“文革”中徹底破產，他所遺留的人事、制度和思想在他死後不到三年被推翻得乾乾淨淨。但圍繞著毛澤東之後的中國如何變化和發展，各派激烈爭論。陳雲、鄧力群被稱為“還原派”，主張回到被毛的繼續革命推翻的傳統社會主義的思路，獨立自主的計劃經濟和共產黨高度極權的政治體制。鄧小平是“片面改革派”，主張改革開放引入資本主義經濟活力，促進經濟發展，但是以“四項基本原則”高壓維持穩定。年輕人提出全面變革，主張回歸被共產黨革命打斷的人類主流文明演進模式，市場資本主義、自由民主政治加人道主義文化。經過整個八十年代的衝突，民間達成共識是回歸人類主流文明模式，而官方以鄧小平模式為中點左右搖擺。1989年是人類主流文明模式與鄧小平模式的衝突，最後被鄧小平以近乎軍事政變的方式踐踏國法黨章，血腥鎮壓。1992年，鄧小平又以軍隊要挾，逼迫新核心接受他的模式，徹底堵死還原派東山再起的機會。自此，鄧小平模式佔據中國執政黨的核心。

鄧小平認為，中國所有問題都是因為窮，只要經濟發展，問題就會解決。他為執政黨規定的發展模式是：以政治高壓維護政治穩定，以改革開放解放社會活力，促經濟發展；等經濟發展，再以發展果實消化問題，然而，鄧小平不懂的是，當權力高度集中時，會產生腐敗。現實中，中國確實經濟發展了，但發展的機會和果實沒有用於解決問題，而是被少數權貴壟斷，多數人承擔發展的代價。暴力維穩壓制民眾，造成許多新的問題。到胡執政後期，嚴重問題、公眾不滿和導致的社會衝突在有識之士和負責任的精英看來，已經到官場和社會全面混亂，走向滅頂災難危機的程度了。

回歸主流文明模式主張者（被稱做自由派）認為，這些問題都是政治權力高度壟斷和集中造成的。他們呼喚建立憲政民主體制，限制政府權力，在政府內部建立分權制衡，保障人權和政治權利。他們相信，這是化解問題，實現政治的長治久安。這類主張被認為是右派。

而新左派則認為，中國的問題如果採取右派方式解決，會給製造問題的貪官奸商文痞更大的空間。他們主張，讓具有公平正義思想的政治領導人掌握大權，以共產黨革命最初的理念為資源，採取傳統共產黨革命中某些行之有效的組織機制和行動方式，動員不滿民眾，整頓官場，打擊豪強，建立公正的經濟和社會秩序。

薄熙來代表的是這種左的理念。但這種左派之所以是新左派，是與老左派有區別的。這種區別不僅是年齡，而且在理論資源和現代化建設的制度、政策、文化等取向上有區別。不過，新左派本身也有不同的版本，薄熙來究竟認同什麼，哪些是權宜之計，哪些是他的原則，哪些他只是嘗試，還會變化，因為他施政表現出的資訊不足，我們還不得而知。

大事件：這樣的理念在中國有哪些擁護者？

王軍濤：有三類人會認同這樣的想法。第一類人是普通民眾。他們是鄧小平模式的受害人。他們走得比薄熙來還要遠，甚至認同毛派。這是薄熙來的親信抱怨公共空間對薄熙來誤解或曲解的主要原因。如果真有誤解，薄熙來應該對此負責。因為他想利用大眾誤讀給他帶來支持者。既然這樣，他就要承擔這樣誤讀給他造成政敵。

第二類人是“太子黨”。薄熙來唱紅有兩個解釋，一是唱共產黨的正氣，還有一種是唱紅色江山。他的說法迎合了那些要救黨救國救民保老一代共產黨理念的“太子黨”的心態。這些人最近兩年頻頻參與重慶唱紅活動，顯然不是為了毛左。

第三類人，是新左派的知識分子和實踐者。這些人到薄熙來那裏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我個人還是懷疑，這些人最後能否真正被薄熙來所用或者薄熙來是否真採納他們的主張。我認為，薄熙來現在主要是用他們為自己造輿論，打造品牌和象徵。

薄熙來的反對者

大事件：你討論了薄熙來的支持者。那麽，誰是薄熙來的反對者呢？

王軍濤：薄熙來的反對者是維穩派和自由派。這兩者反對薄熙來的理由也不一樣。維穩派口頭上是維護鄧小平的路線，其實是維護現在權貴集團的既得利益。有人認為薄熙來挑戰共產黨的潛規則。其實，中共的重大調整都是通過這類挑戰－挫折－再挑戰實現的。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這樣崛起成為不可一世的領袖的。但在最初挑戰時，一定會遇到黨的壓制。除了既得利益的權貴集團外，還有墨守成規的官僚。

右派反對薄熙來是出於理念，認為薄熙來代表了一個危險的發展方向，甚至比鄧小平的模式還危險。他們認為，薄熙來是毛左，代表毛左復辟。他們寧願與維穩派結盟，支持維穩中央清除薄熙來。現在。公共空間中反對薄熙來、支持溫家寶的都是這樣的輿論。而且在公共空間中是壓倒性的輿論。（《大事件》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