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学者》 西方所不了解的中国
核心提示：认识到中国国内的分歧并据此制定美国的政策，可以为接近北京提供更好的基础。结果，双方的关系将不再纠结于诸如遏制或接触、和平崛起或保持霸权稳定之类的问题，而是转向双方如何在一个变化的国际体系中进行互动。
原文：What West Doesn't Get About China | The Dimplomat
发表时间：2012年4月21日
作者：Allen Carlson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在当今国际政治中，讨论得最多的两个趋势可能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和美国假想中的衰落。很多人觉得，我们正在看着两艘巨大的国家之船在黑夜里穿行，前者已做好了领航的准备，后者却有落后的风险。尽管这一幕发生的程度有待讨论，但太平洋两岸都承认的一种认知是，我们正在穿越一个新的战略门槛。
附属于此（但同样重要的）的观点认为，对新秩序应当是什么样子中国多少有一个清晰的、一致的愿景，但这完全是需要推敲的。确实，许多中国的评论家对于中国作为全球参与者而出现越来越自信，甚至是自负。而且，他们的全球观往往与大国算计、民族主义以及经济竞争的重商主义等混合在一起。这就几乎没有空间留给与其他国家的长期合作或者建设性地参与国际组织。其结果，是中美关系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的关系往往看似前景黯淡。但以上分析有一个基本问题：它忽视了中国政治体制内部与这些事务相关的暗流涌动之现实。
许多中国人确实持有国际关系是零和游戏的观点，但这一观点并未垄断市场。一方面，中国内部有迅速推动军事现代化和鼓吹更为强硬对待其邻国及美国的声音。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仍积极参与广泛的双边和多边交往。而且，近年来，在中国外交政策圈中，关于中日关系如何考虑、中国保持和平崛起的可能性、权力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分配等问题的争论已经有消有长。
此外，尽管强硬民族主义者的声音在中国时常听来最为强烈，但对于民族主义在国家外交关系中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显然并没有达成共识。在讨论1999年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轰炸事件，以及对更近一些的2008年西藏反华骚乱和2009年新疆骚乱作出的反应中，强硬的民族主义一直都有所呈现。但它在2001年侦察机事件之后以及近期涉及有争议的领土要求时——这些要求涉及有争议的北太平洋诸岛屿和南中国海的大片水域——，表现并不是那么明显。它也没有主宰与台湾没有敌意而日益接近的关系。而且，部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质疑中国的大汉民族和居住在西藏、新疆等边界地区少数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他们提出了新颖的甚至是革新性的观点，更广范畴地探讨中国的民族主义及其对中国人的意义。
最后，在中国经济及其与世界关系的基本方向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例如，中国的中央银行家们与许多出口导向企业甚至是政府机构在汇率政策上有分歧。此外，如何应对中国国内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错位，也产生了强烈的争议。
薄熙来戏剧性的下台以及它引发的指控浪潮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窗口，来对这些争议一窥究竟，很多人原本预计这位失宠的政治家有望今年秋天成为统治中国的九大政治局常委之一。这里所涉及到的远远不止领导层的重新洗牌那么简单。更为基本地，中国内部、外部的基本社会目标都渗透着各种问题。为什么外部的评论家经常忽视这样的差异、认为在重大问题上只有一个"中国"声音？公平地说，这些差异很少反映在中国领导人单调划一的政策言论中。它们也不会在受到官方认可的媒体上表现出来。然而，在这些很容易获得的常规渠道之外，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辨识出差异。
中国的网络空间充斥着各种观点，从极端的民族主义到自由派的大同世界。尽管它们可能是处于体制边缘的民众的作品，但同样的分歧在更为官方的中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期刊所涉及的广泛领域中同样存在。另外，可能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分歧也显著地体现在《环球时报》这份在中国被广泛阅读、据称民族主义色彩最为浓烈的报纸上。它具有煽动性的标题和封面图片吸引了极大的关注（经常被作为激进的中国人观点而被引用），但调查其颇有影响的社论版，可以令人惊讶地发现有思想的文章占绝大多数。在这里，强硬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声音绝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主流。事实上，很多文章对中国现状颇具批判，并且反映出对如何在全球经济中实施范围更广的变革所存在的真实分歧。最后，人们可能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对美国的批评——并没有主宰这家重要的媒体主要作者的写作。
这并不是说中国精英圈内的竞争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和政治变局。但它确实挑战了一种普遍认识，即认为存在某种单一使命和目标。在现实中，中国人对现有世界秩序的本质、中国在其中的位置存在的分歧超过自1989年天安门抗议以来的任何时候。
为什么外部观察家不应当漠视这一现实？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这种漠视将会错失中国人思想中的二元性。 一方面，那些决策者或者主导政策讨论的人显然对中国的成就感到自信和自豪。但是，他们也多少感到不确定和不安，过去20年来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条件构成中国的政治基石，即以经济增长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来换取一党统治。担忧社会不稳定，阿拉伯之春蔓延，在边疆地区不断面临挑战之时维系国家的统一，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这些都可以在中国国内观察到。因此，当前的思考兼具两方的观点，但没有谁能占主导地位。只看到一方将扭曲和误解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
其次，在外部自信和内部不安的反复交错中，有可能找到中国与世界之间新的交叉点。总体上，随着中国逐渐与全球政治和国际经济接轨，这个国家逐步认清随之而来的机遇和风险，中国人的思考也包涵了对有关体制范围相当广泛的关注。重要的，是局外人要认识到这种争论（也反映出我们自己的分歧）但不高估任何一方。认为任何一种单一的全球观居主导地位，只会加剧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甚至可能加剧相互的不信任，使中国和世界产生更多的不和谐。
相反，认识到国内的分歧并据此制定美国的政策，可以为接近北京提供更好的基础。结果，双方的关系将不再纠结于诸如遏制或接触、和平崛起或保持霸权稳定之类的问题，而是转向双方如何在一个变化的国际体系中进行互动。例如，我们长期以来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压，并且是以我们界定这个词应当包括什么内容的方式。与此对照，如果华盛顿少谈些普世标准和它们受到的侵害，多谈些法治和透明度，可能会更富有成效。
类似的，我们多年来一直在环境问题上给中国上课。但现在北京似乎意识到了它所面临的威胁（尽管它在污染水平报道上玩游戏并且压制环保抗议活动）。因此，在制定可能影响双方的政策时与美国更多合作将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中国的煤炭粉尘确实穿越了太平洋）。反过来，北京一直积极投资于绿色科技，因而我们能够获益于在该领域中进行更多的合作。
总之，在某些关键领域中美已然接近同等竞争水平。但如果我们想生存下去甚至活得更好，美中之间的合作势在必行，而不是对另一方的错误大发雷霆。我们更要认识到今天中国内部的争议，在寻求政策交会点时认识到这一点符合我们的利益。
即使如此，认为完全不必对其他国家有所担忧将是极其天真的，尤其是考察中国在亚洲及亚洲以外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影响力之时。但是，断定那些对政策拥有极大影响力的中国人已经知道如何运用他们日益增加的力量，也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最重要的是，当中国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中寻求其角色之时，我们不要忽略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并在各种各样的观点中找到形成建设性趋势的途径。
Allen Carlson是康纳尔大学政府学助理教授。
原文：What West Doesn't Get About China | The Dimplomat
发表时间：2012年4月21日
作者：Allen Carlson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在当今国际政治中，讨论得最多的两个趋势可能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和美国假想中的衰落。很多人觉得，我们正在看着两艘巨大的国家之船在黑夜里穿行，前者已做好了领航的准备，后者却有落后的风险。尽管这一幕发生的程度有待讨论，但太平洋两岸都承认的一种认知是，我们正在穿越一个新的战略门槛。
附属于此（但同样重要的）的观点认为，对新秩序应当是什么样子中国多少有一个清晰的、一致的愿景，但这完全是需要推敲的。确实，许多中国的评论家对于中国作为全球参与者而出现越来越自信，甚至是自负。而且，他们的全球观往往与大国算计、民族主义以及经济竞争的重商主义等混合在一起。这就几乎没有空间留给与其他国家的长期合作或者建设性地参与国际组织。其结果，是中美关系以及中国与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的关系往往看似前景黯淡。但以上分析有一个基本问题：它忽视了中国政治体制内部与这些事务相关的暗流涌动之现实。
许多中国人确实持有国际关系是零和游戏的观点，但这一观点并未垄断市场。一方面，中国内部有迅速推动军事现代化和鼓吹更为强硬对待其邻国及美国的声音。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仍积极参与广泛的双边和多边交往。而且，近年来，在中国外交政策圈中，关于中日关系如何考虑、中国保持和平崛起的可能性、权力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的分配等问题的争论已经有消有长。
此外，尽管强硬民族主义者的声音在中国时常听来最为强烈，但对于民族主义在国家外交关系中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显然并没有达成共识。在讨论1999年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轰炸事件，以及对更近一些的2008年西藏反华骚乱和2009年新疆骚乱作出的反应中，强硬的民族主义一直都有所呈现。但它在2001年侦察机事件之后以及近期涉及有争议的领土要求时——这些要求涉及有争议的北太平洋诸岛屿和南中国海的大片水域——，表现并不是那么明显。它也没有主宰与台湾没有敌意而日益接近的关系。而且，部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质疑中国的大汉民族和居住在西藏、新疆等边界地区少数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他们提出了新颖的甚至是革新性的观点，更广范畴地探讨中国的民族主义及其对中国人的意义。
最后，在中国经济及其与世界关系的基本方向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例如，中国的中央银行家们与许多出口导向企业甚至是政府机构在汇率政策上有分歧。此外，如何应对中国国内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错位，也产生了强烈的争议。
薄熙来戏剧性的下台以及它引发的指控浪潮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窗口，来对这些争议一窥究竟，很多人原本预计这位失宠的政治家有望今年秋天成为统治中国的九大政治局常委之一。这里所涉及到的远远不止领导层的重新洗牌那么简单。更为基本地，中国内部、外部的基本社会目标都渗透着各种问题。为什么外部的评论家经常忽视这样的差异、认为在重大问题上只有一个"中国"声音？公平地说，这些差异很少反映在中国领导人单调划一的政策言论中。它们也不会在受到官方认可的媒体上表现出来。然而，在这些很容易获得的常规渠道之外，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辨识出差异。
中国的网络空间充斥着各种观点，从极端的民族主义到自由派的大同世界。尽管它们可能是处于体制边缘的民众的作品，但同样的分歧在更为官方的中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期刊所涉及的广泛领域中同样存在。另外，可能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分歧也显著地体现在《环球时报》这份在中国被广泛阅读、据称民族主义色彩最为浓烈的报纸上。它具有煽动性的标题和封面图片吸引了极大的关注（经常被作为激进的中国人观点而被引用），但调查其颇有影响的社论版，可以令人惊讶地发现有思想的文章占绝大多数。在这里，强硬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声音绝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主流。事实上，很多文章对中国现状颇具批判，并且反映出对如何在全球经济中实施范围更广的变革所存在的真实分歧。最后，人们可能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对美国的批评——并没有主宰这家重要的媒体主要作者的写作。
这并不是说中国精英圈内的竞争可能带来社会不稳和政治变局。但它确实挑战了一种普遍认识，即认为存在某种单一使命和目标。在现实中，中国人对现有世界秩序的本质、中国在其中的位置存在的分歧超过自1989年天安门抗议以来的任何时候。
为什么外部观察家不应当漠视这一现实？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这种漠视将会错失中国人思想中的二元性。 一方面，那些决策者或者主导政策讨论的人显然对中国的成就感到自信和自豪。但是，他们也多少感到不确定和不安，过去20年来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条件构成中国的政治基石，即以经济增长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来换取一党统治。担忧社会不稳定，阿拉伯之春蔓延，在边疆地区不断面临挑战之时维系国家的统一，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这些都可以在中国国内观察到。因此，当前的思考兼具两方的观点，但没有谁能占主导地位。只看到一方将扭曲和误解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
其次，在外部自信和内部不安的反复交错中，有可能找到中国与世界之间新的交叉点。总体上，随着中国逐渐与全球政治和国际经济接轨，这个国家逐步认清随之而来的机遇和风险，中国人的思考也包涵了对有关体制范围相当广泛的关注。重要的，是局外人要认识到这种争论（也反映出我们自己的分歧）但不高估任何一方。认为任何一种单一的全球观居主导地位，只会加剧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甚至可能加剧相互的不信任，使中国和世界产生更多的不和谐。
相反，认识到国内的分歧并据此制定美国的政策，可以为接近北京提供更好的基础。结果，双方的关系将不再纠结于诸如遏制或接触、和平崛起或保持霸权稳定之类的问题，而是转向双方如何在一个变化的国际体系中进行互动。例如，我们长期以来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压，并且是以我们界定这个词应当包括什么内容的方式。与此对照，如果华盛顿少谈些普世标准和它们受到的侵害，多谈些法治和透明度，可能会更富有成效。
类似的，我们多年来一直在环境问题上给中国上课。但现在北京似乎意识到了它所面临的威胁（尽管它在污染水平报道上玩游戏并且压制环保抗议活动）。因此，在制定可能影响双方的政策时与美国更多合作将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中国的煤炭粉尘确实穿越了太平洋）。反过来，北京一直积极投资于绿色科技，因而我们能够获益于在该领域中进行更多的合作。
总之，在某些关键领域中美已然接近同等竞争水平。但如果我们想生存下去甚至活得更好，美中之间的合作势在必行，而不是对另一方的错误大发雷霆。我们更要认识到今天中国内部的争议，在寻求政策交会点时认识到这一点符合我们的利益。
即使如此，认为完全不必对其他国家有所担忧将是极其天真的，尤其是考察中国在亚洲及亚洲以外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影响力之时。但是，断定那些对政策拥有极大影响力的中国人已经知道如何运用他们日益增加的力量，也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最重要的是，当中国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中寻求其角色之时，我们不要忽略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并在各种各样的观点中找到形成建设性趋势的途径。
Allen Carlson是康纳尔大学政府学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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