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怎么办？

那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几乎每次演讲后，我总会遇到这样的提问。提问者的态度有时虔诚、有时不屑—你谈论了这么多中国的困境，总该告诉我们一个答案吧，如果你给不出答案，这些谈论有什么意义？它只是给我们带来不快。

每当此刻，我多少期待自己变成一八六二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或一九○五年的列宁一样，在大声问出“怎么办”之后，为历史列出前行的路标，这必然是个充满快感的行为。当然，此刻我们知道了，这明确的路标都是可疑的，它引领俄国进入一个迅速激进化的历史隧道，通往更大的悲剧。

我理解提问者的困惑，事实上，我自己也同样如此。在此刻的中国，只要你稍具感受力，一定感到一种全方位的危机。和一个多世纪以来来自外部的危机不同，中国这次的危机是来自内部的。在外观上的，在军费开支、GDP总量这些量化的狭隘指标上，它仍有着一个崛起大国的光辉；但在维系一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诸多领域—教育、环境、公共管理、食品、社会伦理，中国则面临着全方位的溃败。中国精英阶层的移民浪潮，是这种溃败的最明显的徵兆—作为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缔造者与受益者，他们却集体出走。中国似乎正在变成这样一块土地—没人在乎它的前途命运，只要用最短的时间、最高效的掠夺它，人们的不安全与无力感，加剧了贪婪与无所顾忌。

仍高度封闭、傲慢的官僚权力，一个普遍不满、混乱的民间，构成了此刻的中国，而且双方越来越失去了对话的能力。前者越发傲慢，而后者则偏见日深。也像中国一个世纪以来的经验一样，试图寻找中间的道路、理性的声音，是如此的困难。

在俄国社会弥漫着对“怎么办”的渴望时，一群知识分子在彼德堡出版了文集《路标》。他们都成长于十九世纪后半叶那民粹式的社会主义气氛中，但他们决定反抗这股激进化潮流。在面对俄国复杂的现实时，他们期望能跳出“科学社会主义”、“唯物主义”这种狭隘的分析视野，回到俄国的宗教传统，也回到精神领域，对他们来说，外在政治秩序的变革并不足够，如何建立内在的精神世界可能更重要。这本文集主要作者们在一九一七年革命到来后，都沉默、死亡或流亡了。事实上，新政权以掏空个人的内在精神为己任，从而让这些无个性的“新人”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良好材料。

但《路标》的精神遗产却并未中断。一九七四年，一群在苏联制度下成长的知识分子出版了文集《从瓦砾之下》，明确的表达对《路标》精神的延续。比起一九○九年的俄国，一九七四年的苏联没有面临沙皇的荒唐统治、或是激进化浪潮的喧嚣，而是面临着整个精神传统的损毁、政治权力无处不在的控制。而在这样一个时刻，如何重新嫁接起已中断的思想传统，如何展开一场道德与精神上的重建，比起指责政治停滞，要更为关键。

在此刻的中国社会，你会感到，比起那些层出不穷的荒诞与丑陋，同样让人沮丧的是，人们还失去了分析与探讨这些问题的能力与耐心。因为这种思维与精神的混乱，我们把所有的问题简化为政治制度问题，所有的情绪都为焦虑与愤怒。以这样的方式，不仅更难找到方案，而且常会选择粗暴的方案。在对解决方案的急切寻求中，是人们对于个体责任的推卸，他们既不愿意付出道德的、智力上的探索，只希望获取外界的、别人的、最好是一揽子式的答案，而他只要遵从这答案即可。而历史已经提供了很多教训，在个人的道德与智力的自觉性觉醒前，重大的政治与社会变革不仅是无效的，而且常是灾难的。


许知远，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