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月刊》廖亦武
基督教長老張應榮。（廖亦武提供）
老威：請講一下你所經歷的土改。
張 應榮：清匪反霸期間我還住在西南神學院，階級成分定了，我就被弄回則黑，和幾十個鄉里的地富分子一起，集中關押在則黑小學內。群眾大會開了若干回，重點是 沒收土地財產，以及罰款。在沒有對地主和富農動武之前，一些人還在夜半三更偷偷埋點吃的穿的，打算避過風頭再挖出來。可沒想到運動越來越激烈，群眾的眼睛 也雪亮，藏得再深，也會被搜到，那就罪加一等了。信主的人，講究個誠實，罰款，沒錢；財產，沒有。他們搜來搜去，掘地三尺，仍榨不出幾滴油水，一怒之下， 把我丟在神學院的行李都拿去了。
老威：你的行李很值錢吧？
張應榮：就一床鋪蓋，連被面也沒有。他們氣壞了，連罵我不老實，天下哪有這麼窮的地主？開過鬥爭會，叫我跪在地上，三天三夜不准起身，民兵捏著大棍子在旁邊盯著，瞌睡了要挨打，伸懶腰要挨打，就是動一動膝蓋也挨打。
老威：在牢房裏嗎？
張 應榮：在露天。膝下鋪著敲碎的磚頭、瓦片，天像漏了似的，一直下雨，夜裏還一個接一個的悶雷，震得房梁與瓦片嘎嘎的抖。雨澆在身上，開始還冷，過後就麻木 了，因為水已經淹沒了我的大腿根。膝蓋和頭上、腰上的血淌得多了，把水氹氹都染透了。我嘴裏反復念叨著：神啊，神啊……
老威：你能熬過來，也算神跡了。
張 應榮：當時，雨裏跪了一大片，幾十個地富分子，喊爹叫娘的，被貧下中農逼著，各交代各的問題。我的問題主要是1949年至1950年在四川境內，受神學院 指派，與外國人接觸過，與解放軍接觸過，與國民黨軍隊也接觸過，到底出於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後來這些國民黨軍官，有的被捕了，勞改了；有的從昭覺縣去了 西昌，去了臺灣——自土改到1979年鄧小平出山，政府來人宣佈為我揭地主帽子以前，我寫了幾百份《坦白書》，反省那些越反省越不清的“歷史問題”。
李桂芝插話：
他 叫抓去好多天，我在撒老烏的家裏，把眼睛都哭穿了。有人悄悄帶信來，說你家那個人可能不行了。我一急，就往則黑趕。天不見亮，一路稀泥巴，我披一件蓑衣， 懷裏揣了一包煮熟的洋芋，緊趕慢趕，不知摔了多少筋斗，才在天黑透時到了則黑。看見他跪在雨裏面，樣子像個鬼，我蹲在眼前，他也認不出，不是認不出，是魂 還沒回到肉殼內。我喊了他幾聲，他總算嗯了一聲，我摸出洋芋喂他，民兵就吆喝著，一棒敲過來。洋芋掉進水裏。可憐啊，他被整了三天三夜，啥東西都不准吃。
老威：撒老烏離則黑有多遠？
李桂芝：90里，我連夜打來回，要走180里。
老威：我們從撒營盤坐車過來，好像走了三、四個小時。
李桂芝：眼下在修路嘛。當時我們都抄小路，要近得多。我去那地獄裏探了一趟，啥忙也幫不上，只好邊哭邊往回趕。攏家時，腳都走瘸了。房子周圍有貧雇農監視著，我一天到晚躲在屋裏，再不敢出門。
老威：後來呢？
李桂芝：運動快完了，他就回家了。
老威：被民兵送回來的？
李 桂芝：一點一點爬回家的。那次我整夜沒睡著，雞叫最後一遍了，天也濛濛亮了，我恍惚感覺到房外有哎喲哎喲的呻喚，就起身去看。一打開門，卻見腳下有個渾身 磨得稀爛的東西在伸手扯我的褲腿。我趕緊彎腰相認，可憐啊，蒙神的照看，一個快被整散架的僕人才能爬90裏山路回家。他已經動彈不了，最後連呻喚的勁兒也 沒有了。我把他抱進屋，在他身子下墊了一張羊皮，羊皮下又墊了一堆草。就這樣緩了一會兒，民兵又來押他去開則黑全鄉的公審大會。他動不了，人家就用木板子 抬他去，再罵裝死狗也沒用，他就躺在臺子下面挨鬥，還不准閉眼睛。
我的身體卻如一塊生鐵
張應榮：四周有三四千人，圍得跟鐵桶似的；我的身體卻如一塊生鐵，哪個部位都不能動，扭脖子也要出一頭虛汗。那天被公審的有十幾個人，除了我，全部五花大綁，插黑牌子。我大哥就立在我旁邊，彎腰90度，還有兩個民兵將他的手臂朝上抬，文革中把這叫“坐噴氣式飛機”。
我 躺在地下往上看，下了很久的雨終於停了，耳邊還能隱約感覺到小河的水淌。太陽從漸漸散開的烏雲中露出臉，天太藍了，怎麼會有這麼藍的天呢？而在太陽和藍天 之下，人們彼此仇恨，被劃為貧雇農的大多數人要把另一些地富分子踩在腳底。難道這就是“解放”？難道在“解放”以前，人們沒有在同一個太陽下，同一個村子 裏，蒙上帝的恩寵，和諧地生存了許多年？
“階級敵人”已經被打變形，每張人臉都是腫的，腦袋被石塊、棍棒揍得坑坑窪窪，口水和糞便在上面乾了，起殼了。但是還不夠，還要判刑，槍斃人。就在這次會上，撒營盤和則黑的區長、鄉長、大地主都叫槍斃了；他們的兒子也判了十幾二十年的刑，有的瘋了，有的出獄沒幾天就死了。
我與政治沒啥關係，也說不上“剝削”了誰，因此苟活了下來。可從此落下了風濕病根，終身殘疾。
老威：你沒判刑吧？
張應榮：當時沒判刑，只是作為四類分子，交群眾監督改造，更不准傳福音。但是到了1958年，形勢一緊張，我就去勞改了。
老威：是正式投入勞改嗎？
張應榮：1958年秋天，公社在撒老烏修水壩，我們3個地富分子被押去挖泥巴，跟著又編入四類分子學習隊，在祿勸縣的角家營和膠山一帶燒了10個月的炭。
老威：學習隊有多少人？
張應榮：二百五、六十人，才勞動了1個多月，就有50多人病倒。
老威：勞動強度太大了？
張 應榮：主要是大躍進之後，生活開始緊張，吃不飽。一天才三兩米的定量，熬成稀米湯大家喝，如此，肚子雖然鼓鼓，可一干重活人就全癟。我的身體本來就弱，腳 上還長了個大瘡，開頭還硬撐著，可有一天出公差，從早晨走到下午，實在挪不動了，就停下來想歇腳，卻被押解的民兵抽了一棍子。腳上的濃瘡嘩地綻開了，我痛 得虛脫，就倒在地上，無論怎樣掙扎都起不來。我感覺要死在這路上了，就在心裏禱告：主啊，我不行了，只能這樣去見您了。不料過了一會兒，他們居然扶我起 來，還命令其他人替我背行李。晚上，也破例沒開我的鬥爭會。第二天休息，第三天遞給我一把斧頭，仍叫我上山砍柴去。
那是1959年的夏天， 已開始大面積地餓死人了。在膠山真金萬的時候，同我住一起的四類分子就餓死了3個。啥都吃光了，樹皮、樹葉、草，畜生能咽的東西人也咽，畜生不咽的東西人 也咽，所以不少人中毒而死。我看見的3具屍體都是光溜溜的，衣裳和褲子扒掉了，嘴皮萎縮，牙齒如鋤頭伸出來，好像隨時準備著去陰間挖吃食。他們都吆喝了半 夜，後來就不吭氣了，大家還以為睡過去了，第二天吹哨子也不起，一揭鋪蓋，人已是硬的。
民兵監督我們把坑挖深些，免得餓瘋了的人再去掏。光溜溜地去吧，反正那年頭，大家都看慣了。（未完待续。《明鏡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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