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記者柯宇倩／一位熟知重慶民間與官場情況的人士向《明鏡》透露，重慶模式，表面上是“唱紅打黑”，實際上，是江澤民勢力的一步棋；如果王立軍和薄熙來不出事，十八大後，重慶模式準備向全國鋪展開來。江澤民在2011年的一場大病，也是之後出現薄王事件的根本原因。
重慶模式不是薄熙來的個人行為
薄熙來已離開重慶，但對重慶模式的探討聲音未減。對許多人來說，“唱紅打黑”，是談到重慶模式時的第一印象。於重慶出生，熟知重慶民間情況，同時在官場中有相當多同學、朋友的渝定江向《明鏡》解釋，目前一般老百姓看到的只是薄王事件，實際上，事件背後更大的背景是重慶模式。
渝定江認為，現在觀察中國的時局，關鍵是瞭解什麼是重慶模式，表面上看來，重慶模式是“唱紅打黑”，先“打黑”，打到一定階段後開始“唱紅”，“唱紅打黑”，也是一般人所理解的重慶模式，但這只是瞎子摸象，不能瞭解重慶模式的全貌。
由於過去的工作經歷，渝定江與中共高層人士也有許多往來，他向《明鏡》分析，實際上，重慶模式背後有相當深刻的政治背景，重慶模式不是薄熙來的個人行為，它代表的是中共內部的一股政治勢力，也就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影子中央的一股政治勢力，這股勢力在重慶所做的試驗，就產生了重慶模式。
那麼，為什麼以江澤民為核心的勢力要做這樣的試驗？渝定江解釋，自從六四事件後，中共僅單方面搞經濟改革，而不搞政治改革，因此累積了許多問題，特別是2002年胡溫上台以後，中央高層發現，群體事件越來越多。
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公布，2010年，中國發生了18萬起群體性事件，較10年前增加了三倍以上，中共國務院參事牛文元2012年2月在一個講座上表示，中國2011年平均每天發生500起群體性事件。有增無減的群體性事件背後，代表的是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周永康曾擔任公安部長，現在則作為政法委書記，他對老百姓不滿的情況非常清楚。文化大革命時有“三種人”，現在出現了“新三種人”，老百姓心中仇恨的就是這“新三種人”：官、警、富。
“老百姓對官、警、富的仇恨，導致了對共產黨的極端不信任，為了鞏固自己的紅色江山，就必須解決這三種人的問題，解決方式就是在重慶做實驗，做出一個重慶模式，為中國未來的發展走出一條路。”渝定江說。
所以薄熙來到重慶，渝定江認為他實際上是臨危授命，並非因為他是紅二代、很張狂，才將他調到重慶。“薄熙來是去做大事的，他被發配邊疆的說法都是謠言，只是表面上看是如此。重慶是中國最大的直轄市，而且薄熙來之前任商務部長時，不是政治局委員，到了重慶後，成了政治局委員，在政治上的地位比任商務部長時要大很多。”
渝定江對《明鏡》表示，薄熙來可說是肩負“歷史使命”到重慶的，並將“打黑”作為突破口，雖然這樣的“歷史使命”不一定是正確的。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如果要打擊“新三種人”，必須有很充分的證據，但對現在的“新三種人”來說，只有傻瓜才會鬧出許多證據、被人抓住，因此“打黑”是一種政治上的智慧和創新，因為“打黑”在司法上沒有明確的界線，什麼都能往這個筐裡裝，任何人都可能被牽扯進去，判刑輕重也沒有界線。
渝定江指出，重慶模式代表的是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一股政治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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