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民主先行必须废除“民主集中制”

在重庆王薄事件震撼中国政坛不久，继乌坎选举之后，广东省高调推出了党内选举新方案：首次采用组织部门提名、省委扩大全会民主推荐、省常委会差额票决的方法，从25名候选人中选出了8名中共干部。不少人认为广东此次改革也许为中共十八大政改前奏。最近，又传出中共中央安排数百名政要以投票方式遴选十八大“入常”、“入局”候选人。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中共党内民主要动真格了？

仔细分析起来，结论仍然是否定的。一方面，广东常委会差额票决的中层干部筛选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对传统的“民主集中制”有所冲击，显露了回归早期党内民主制的端倪。这显示在，其一，从过去的等额和比例极小的差额选举走向了较大的差额选举；其二，体现了一人一票的原则，改变了用人一把手说了算的状况。这种党内政改的先声，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制度性腐败现象也许会有一定的遏制。 多少改善了用人制度，使地方政改向前迈出了一步，应该予以肯定和鼓励。

另一方面，广东的这个新的选举模式既没有实质性的创新，而且民主的含金量远不能与现代民主国家政党和政府相提并论，甚至不能与兄弟党越南共产党和周边其他国家的政革相比。因为本次广东的干部筛选，其本质上并非选举，而只是票决；候选人是经过省委组织部严格控制、筛选，提交省常委批准，再由省委全体扩大会议推荐，最后由省常委票决。候选人和选举人都有严重的局限性。他们既不能代表党员，更不能代表人民；更重要的是，这个模式的最终决定权仍然在权力核心的掌控之中。但是，这个广东模式很可能成为官定十八大干部筛选的程式，来营造一种假民主气氛，欺骗党员、群众和国际舆论。最近广东省委第一次采取“差额“选举常委，从候选人十四名中选出十三名。这个滑天下之大稽的“差额”选举，很能说明中共党内民主先行是假心假意的。

毋庸置疑，中共对政改有自己一套的设想和方案。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即中共建政六十年前几天作出的所谓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决议，披露了其中的主要部分。该决议决定了中共未来相当长时间的既定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在保证长期执政的前提下，即保证中共最高层权贵集团利益条件下，启动所谓党内民主，增加党员的权利，包括选举基层党政领导。这个既定方针的出笼，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共反复考量权衡的结果。它的背景是，中共的执政的合法性，在打天下的老一代几乎死绝的情况下，随着人民的觉醒，已受到严峻的挑战。邓小平时代的四个坚持已经撑不住了，他们要寻找新的话语权为官二代的继续统治辩白，于是就有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时代又补充了所谓科学发展观，凡此种种的提法，为的是赖在权力的宝座上不走找借口。是即使这样有限的“让权”，目前中共仍然没有执行。即使是在党内，中共根本没有诚意放权，它虽然提出推进党内民主，但又死抱住“民主集中制”不放，继续愚弄8千万党员。

纵观历史，中共历史上所犯的种种重大错误和劣行，以及目前的出现的制度性腐败的根源就是一党独裁，而一党独裁的核心是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只有彻底废除“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才能真正先行，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

“民主集中制”最早由一德国工运领袖冯·施魏策尔在1865年为自己独断专权辩解提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主张过这个原则。他们在《共产主义同盟章程》以及《共产党宣言》中强调的是从中央到支部的领导人必须由盟员民主选举产生；实际上，马恩极力推崇巴黎公社的公职人员由人民直接普选产生的模式。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巴黎公社所实行的普选撤换制是“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可靠的办法”。

虽然俄国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均赞同民主集中制，但是对其内容都没有具体的表述。列宁也没有明确阐述这一原则。列宁早期强调集中领导，主张党的下级机关由上级任命，他的理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沙皇专制时期是非法政党，其所有活动，包括结社和集会只能秘密进行，民主选举党的干部会导致组织的破坏。罗莎卢森堡等人批评了列宁的这一观点，后来列宁将民主原则纳入党的组织制度之中，列宁还主张党内“自由批评，一致行动”，形成了后来的选举产生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一套做法。在斯大林独裁时期民主选举形同虚设，自由批评成了整肃政敌的工具。中共全面继承了斯大林这套制度，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就将民主集中制钦定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下指导的民主”，但是任何稍稍了解中共内部运作的人都知道，民主是假，专制是真，正如毛的打手康生解读“民主集中制”所说，“后面的那个集中才是要点”。

实行集中制的直接后果是中共的独裁专制。它不仅人民带来极大了的灾难，就是体制内的自己人也未能幸免。党内“残酷打击、无情迫害”的悲剧一次次上演，其残暴野蛮，令人发指。对此，高华在其力作《红太阳是是怎样升起的》中有详尽的证据和分析。

如果说民主集中制在中共非法强夺天下期间是必要和可以容忍的，但在非战争的和平年代继续坚持这一原则显然毫无道理。集中制使得中共各级一把手变成了“一霸手”，这些土皇帝大权独揽，独霸一方，无法无天，不仅拒绝群众监督，也排斥党内制约。从干部选任，重大项目立项拍板，到碰头会议程，事无巨细，一切以“一霸手”的意志为转移，民主制成了任一霸手打扮和玩弄的小姑娘。集中制产生绝对的权力，而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就是中共反贪倡廉多年，越反越腐的根源。

在集中制之下，最高领导人的选定和权力和平接交问题一直未从根本上解决。过去钦定接班人从刘少奇，到林彪，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善终者寥寥无几。邓小平将一人独裁变为寡头独裁，通过一致决策和集体领导，以期避免所谓执政党灾难性错误。这无疑比个人独裁进了一步。但是它仍然是封建人治而不是现代法治；道理很简单：由于最高权力核心近亲交配，自我衍生繁殖，传宗接代，造成中共权贵政权既不需要服从任何人，也不需对任何人负责。这让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打着人民旗号，坑害人民；同时，它形成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特权权贵阶层，其政策首先是以维系其权力和既得利益，而不会以民族和人民的福祉为重。

事实上，只要中共不打压，中国日益成熟的公民力量将很快使社会有序地走向民主，而不必走党内到党外的曲线路径。乌坎选举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如果中共真有诚意启动党内民主，那么，它必须完全废除“民主集中制”，将选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归还于8千万党员和14亿人民，从制度上解决权力的主体、来源和制约问题，否则，“党内民主”只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中共权贵的执政合法性必然要反复受到质疑和挑战。

（本文作者为公民力量义工，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访问研究员）

韩连潮，《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