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頻：這一代中國人光榮的機會

《明鏡月刊》何頻


二十一世紀，毫無疑問注定是中國世紀。
這並不是說，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新的超級霸權，也不是說中國模式可以和民主社會瓜分天下。而是說，中國將從一個一黨獨裁國家，建立起民主憲政體制；從一個貧富懸殊巨大、官僚資本控制一切的國家，建立起社會福利保障機制和公平開放的經濟市場；從一個道德完全墮落、平民沒有尊嚴的社會，建立起法治、文化、教育、社區體系；從一個流氓國家的保護傘，變成世界和平的捍衛者。
其意義，如同二十世紀國際社會聯手鏟除德國日本法西斯，如同冷戰摧毀蘇東社會主義陣營，甚至更加重要，因為，野蠻國家和血腥意識形態的歷史可以説正式終結了，人類從此步上了全球性的文明世代。
在這個美景之前，中國還可能走幾段彎路，國際社會還可能有幾次迷失。事實上，今天的現實就是如此，以犧牲公平、正義、環境、道德為代價建立起來的一時繁榮，不但使中國一批竊國得利者內心狂喜，而且由於西方經濟衰退，一些國際政客、商人也急功近利，視中國為經濟新救星。
中國要不要民主、可不可以民主的爭論中，負面論調變得有些堂而皇之，那些對民主提出質疑的人，有的是看到了民主的弊端，有的是為中國繁榮感到自豪，有的是存在政治的挫折感，有的是擔憂中國國民性的缺陷和專制轉型後的後果，也有的是對既得利益的維護。
這些人永遠是存在的，有時多些，有時少些。無論這些人出於什麼樣的動機，從客觀上，他們和中共既得利益集團、國際社會投機分子形成了一種合力，折損了中國政治轉型的動力，延緩了民主社會到來的時間。
然而，這終究只是幾股壽命不會太長的逆流。他們的存在，既是民主化的牽制力，但同時又是民主化的動力，迫使我們更迅速更有力推動民主，而且要使民主呈現出高品質。
悲觀的聲音到處可以聼到，其實，有太多的理由使我們對前景可以樂觀。

從國際社會而言，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意識到，中共的“和平崛起論”，已經被自已抑制不住的狂躁打碎了，挾金錢以玩弄天下，不僅僅比以前更強硬地抗拒改善人權狀況，而且迫不及待地輸出反文明的意識形態，甚至還擺出一副欲在南海試牛刀的姿態。
這勢必引起西方戰略家的警覺，即使還不願貿然將中國視為新冷戰的對手，但提防之心正起，牽制力量迅速成形，以美日澳印菲越幾個國家之力，足可碾碎中共亞洲霸主之夢，遑論充當什麼世界霸主。
中共在非洲、南美、歐洲也不斷踢到鐵板，這些國家對美國固有不滿，但對中共則是根本不信任，他們要的是中共的錢，而不是中共的價值觀。中共和俄羅斯的聯盟從來就不牢靠，彼此內在的敵意超過了和美國的關係。俄羅斯的民主制度並不成熟，但其政體畢竟不再是共黨獨裁，俄羅斯人民拋棄普京並不需要太長時間，而且普京不可能陪同中共走到黑，他對中共只是利用一時。
才幾年功夫，中共的同盟軍一個一個被摧毀，能夠利用的杠桿也一個一個被折斷，本·拉登死無葬身之地，卡扎菲被活活打死，穆巴拉克身陷鐵籠，卡斯特羅、金正日們還有幾天？
中國經濟總量嚇壞了很多人，其實以中國人口之數，本早該如此。真實的數字是中國人均收入，還在全世界百名之外。“占領華爾街”運動，是西方社會價值的一部份，人們有權表達憤怒、不滿，有權迫使權貴檢視政策，但沒有人將五星紅旗插到華爾街。
簡而言之，中共不會挽救世界經濟，也沒這個能力，它連自己都挽救不了。
事實上，即使歐美出現了媒體渲染的衰退、蕭條，然而，西方政治制度並沒有遇到根本挑戰，人民有權逼迫執政者下台，也可以承受執政黨下台，福利機制保障了人民平均生活品質遠遠在中國百姓生活之上，失業和減少消費畢竟是少數人，即使是百分之十的失業者，救濟金並不很低，低收入者可以獲取食品券，免費的午餐永遠有，低廉的政府公屋可以入住，教育更是得到基本保障。
國際社會固然有功利、短視的一面，但其主流價值是民主、人權，這是更神聖和強大的力量。這些年倒退的中國人權狀況，重新登上了國際媒體，諾貝爾和平奬得主劉曉波被囚禁，藝術家艾未未被官家構陷，盲人律師陳光誠被政府雇用的流氓圍堵，西藏喇嘛的絕望自焚，對比中共暴富猖狂的形象，更使世人憤怒。
可以預計，國際關注中國人權的力量會重新聚結，中共將面臨的道義壓力不是越來越輕，而是越來越重。西方社會最終會完全支持中國民主的力量，完全拋棄中共。

即使如此，推動中國政治轉型的根本力量，不能寄托於外國，而是中國人民。這一代中國人，有必要承擔為子孫後代打造民主、自由、公平社會制度和環境的責任。這是這一代中國人的悲哀，也是光榮的機會，還是一個需要英雄和奉獻的時代。歷史的使命如此，我們逃不掉。
新的技術手段正將地球拉平，人類猶如生活在同一村莊，民主和人權成了沒有任何政治勢力能否認得了的普世價值，即使那些企圖塑造“中國模式”的人，也不敢公開說專制比民主更好，侵犯人權理所當然，他們也得用“中國特色民主”這塊遮羞布，掩飾專制的惡行。即使是中共一個小小支部的空談會，也叫“民主生活會”，而不叫“專制生活會”。
即使在中共宣傳機器刻意、反復渲染民主國家的問題，一些知識分子也傳播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質疑中國能否民主的論調，民調卻顯示，百分之九十的中國人，是支持中國民主化的。
中國的精英階層，官員、商人、知識分子，表面上是這三十年來的既得利益者。但是，以他們這群人的智力、能力和勤奮，他們在民主自由社會，必然也是成功者，甚至更為成功。問題在於，他們有了錢，卻沒有生活品質、沒有心理安全，有了權力和名氣，卻缺少了人格尊嚴和榮譽。
他們的一個共同的動作是：將家人送往國外。而且，越是頂尖階層，越是明顯。最有權勢的中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成員，沒有家人在海外是極為罕見的。而最富有的商人階層，沒有他國綠卡也是極為罕見的。留學歐美回國者多數是在西方找不到位置、拿不到綠卡者，個別有綠卡甚至有外國公民身份、又有能力者回國，抱的是淘金的投金心態。即使留居西方有諸多困難，但多數取得學位的人還是堅持留在西方。
腐敗已經成爲在中國從政的根本動力，層級越高，腐敗程度越高，即使在享受了最高級特權的所謂“一級國家領導人”（歷任和現任政治局常委）中，幾乎數不出家人不腐敗、不受賄、不斂財和沒有巨富的例子，中國最頂尖的權貴家族，恰恰就是他們。然而，他們卻對他們之下的官員們舉起“反腐之劍”。這不是說中共真正有心、有能力消除腐敗，事實上，他們從來沒有認真建立起有效的廉政機制，所謂紀委及其附屬的監察部、防腐局、反貪局，幹的卻是保護高級腐敗者免除法律追究，以“反貪”為名打擊權力鬥爭的失敗者。前政治局委員陳希同和陳良宇就是典型例子，在更多被抓省部級貪官中大體也如此。可是，中共權力門爭，從來不是公開的，更沒有什麼程序可言，大家都在黑箱中，不知箭從何來。深究下去，就可以發現，反腐敗不過是中共最高層控制全黨的手法罷了。（《明鏡月刊》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