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研究國學經典的人很多，熊逸顯然算不上其中的聲名赫赫者。可是——這個預言我願立此存照——歷史也許不會記住“百家講壇”的群英們，卻一定會記住熊逸。
熊逸寫過的書，據我不完全統計，有《春秋大義》、《春秋大義2：隱公元年》、《孟子他說》三部、《周易江湖》、《八戒談禪》、《中國思想地圖 老子》、《中國思想地圖 莊子》等等。從書名可見，他涉獵很廣。前三部主要討論儒家典籍，後四部分別論述易、佛、老、莊，可謂昆亂不擋。書中引用的文獻更是林林總總，囊括古今中外。作者之博學強記固然給人以深刻之印象，然而熊逸的價值和天才絕不僅僅在於學識淵博，而更在於他的治學理念和方法。
除了佛學，上面列舉的其他經典全部產生於春秋時期。兩千多年來，這些文字被一代一代的中國人誦讀、抄錄、闡述、用來作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指南……就像對《紅樓夢》的研究形成了“紅學”一樣，對這些經典的研究也各自成了專門的學問，且延綿至今不衰。
在歐洲古代史上，也有過一個經典迭出的時代——古希臘時代。柏拉圖的二元論現實主義哲學、亞里士多德的五大元素說、希波克拉底的體液說和七十篇醫學文集、希羅多德的《歷史》、阿里斯托芬的喜劇、歐几里德的《幾何原理》等等都產生於這個時期。這些人就是歐洲的孔孟老莊扁鵲魯班。然而後來歐洲和中國走上了不同的路。歐洲學者沒有專注於對古代經典的誦讀和詮釋，而是接過古代大師們的火把，繼續他們的思考和探索。這些思考和探索漸漸形成了體系，由此產生了我們熟悉的現代哲學、政治學、法學、醫學、數學、物理學……歐洲文明的“軟實力”和“硬實力”也最終席卷了世界。
而在中國，時至今日，還有很多人相信先哲的智慧無所不包——就是太高深了不容易參透。還有人夢想著以輸出儒家思想的方式來擴大我們的“軟實力”。還有人向往著“治大國若烹小鮮”、禮樂教化以德治國等等先哲們描述過卻從未實現過的美好景象。在一片振興國學、重讀經典的喧囂聲中，熊逸冷靜地拿起筆，為讀者展現了一個不一樣的國學。
讓我們來看一看熊逸的代表作《春秋大義》和《春秋大義2：隱公元年》。這兩部書分別用兩個方法解析了儒家的最高經典、傳為孔子親手編訂、又筆又削的《春秋》。《春秋大義》的研究主題是“中國傳統語境下的皇權與學術”。熊逸從浩瀚的史籍裡精心摘取了一系列例子，來揭示秦以後的專制社會怎樣把誕生於封建社會的儒家思想改頭換面、削骨磨腮，塑造成專制政治和法理的基礎。例如，孔孟時期的儒學體現的是禮重於法、親重於君、基本沒有“愛國”觀念的封建社會道德觀；而到了漢朝，當時的儒學權威董仲舒通過重新詮釋《春秋》，把“三綱五常”這種私貨加了進去，且提出了“原心論罪”的原則。董式儒學的直接後果是推崇了君權，為以“腹誹朝廷罪”誅殺大臣提供了法理依據。難怪漢朝要“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啊——原來儒術是個筐，專制法理隨便往裡裝。
“一部經學史就是一部誤讀史”
《春秋》所載歷史凡二百四十二年，每年所記大事屈指可數，每件事一般衹有一句話。在《春秋大義2：隱公元年》中，熊逸抽出“隱公元年”所記載的三句話，詳盡地梳理了從先秦到清朝歷代學者對每一句話的不同解讀和辯難。通過這番別出心裁、工作量巨大的研究，作者做出了兩個有力的結論：其一，“一部經學史就是一部誤讀史”。歷代經學家和政治家都不斷從儒家經典中尋找能支持自己心目中的義理的“真相”；而隨著時代變遷，新的義理總在呼喚新的“真相”。其二，要想真正瞭解儒家思想，不能孤立地研究儒家經典，而必須結合社會歷史的發展。儒家經典實質上衹是一具“聖人的屍體”；真正影響歷史的卻是包裹著屍體的、由歷代學者編織的意識形態的“金縷玉衣”。
除了兩部《春秋大義》之外，熊逸的其他著作分別論述了《孟子》、《壇經》、《周易》等典籍。雖然這些論述有繁有簡，但每本書都象春秋大義一樣，超越了對典籍的字面解讀和文本考據，見他人所未見，道他人所未道。相形之下，其他的國學著作幾乎都是或高明或粗淺的“教參”型學術，連一些優秀的知名學者也未能從兩千年的淤泥裡開出花來。
為什麼熊逸能一枝獨秀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在他的書裡。首先，獨立思辨的精神在熊逸筆下非常突出，書中沒有對“博大精深”的仰視和小心捉摸，從始至終都是嚴謹的邏輯和理性的分析。其次，熊逸從不孤立地研究典籍，而是在歷史和社會的立體框架中分析典籍、評價先哲。最後，在對國學經典的論述中，熊逸不僅展現出深厚的國學功底，更融會貫通了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歷史學、哲學、法學、心理學等多種學科。這種廣闊的視角，古代的學者即使再智慧過人、典籍淹通也無法企及，近代和當代的學者也大多力有未逮、甚或根本未能意識到它在現代學術中的重要性。
現在還很難看出，熊逸式的學術理念和學術方法是否會、要多久才會成為中國學界的主流。他還年輕，我期待他更多的作品問世。我也期待，人們由熊逸而知道：學術可以是這個樣子；繼而呼喚——學術應該這樣來做！（《明鏡月刊》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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