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參記者胡立／
外參按語 蕭功秦是湖南衡陽人，著有《與政治浪漫主義告別》、《危機中的變革》、《中國的大轉型》等書，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台灣大學《政治學論叢》編輯委員，同時擔任海峽兩岸學術交流促進會學術委員、《大公報》特邀評論員，多年來，作為中國“新權威主義”的代表人物為海內外所知曉。
2012年5月，蕭功秦拜訪紐約，再度闡述了他對重慶模式的想法，他認為，只有把重慶模式與薄熙來事件作如實的切割，才能把重慶的有益探索從極左文革派的綁架中解脫出來。
以下為《外參》對蕭功秦此次訪美專訪的其餘內容：
用非意識型態的方式解釋重慶模式：一種帶有左派色彩的新威權主義
蕭功秦曾在這個會上的第三點建議，用社會科學的方法而不是意識形態來解釋重慶模式，更為合理，蕭功秦指出，有些中國官員認為重慶的成功就是社會主義的成功，說什麼資本主義都是搞兩極分化，而重慶沒有兩極分化，因而來說明它是社會主義。“我委婉地質疑了這點：恰恰有些資本主義國家兩極分化的程度，比中國遠遠小得多，例如亞洲四小龍，由此可見評價兩極分化的標準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我建議用非意識型態的方式作總結。”“重慶模式的成功，可以沿著新權威主義的角度來思考、用新權威主義的理論重新概括它，或以發展經濟學、發展社會學來概括重慶模式的運作機制，就更加合理了。”
蕭功秦認為，重慶模式似乎比韓國、台灣的“凝聚性資本主義”還要更強勢，在經濟上與國際市場經濟打通，大進大出，是一種“政府動員——市場競爭“相結合的模式，具有凝聚性高、動員力強的優勢，例如重慶國營企業，必須承擔將三分之一的利潤拿出來，為“三通一平”的基礎建設與“五個重慶”建設負起責任，與許多地區的國企的自利主義大行其道有所不同。例如，眾所周知，東北有家制藥廠其辦公室豪華裝修比凡爾賽宮有過之無不及。
蕭功秦把他的觀點概括為，重慶探索與薄熙來事件並不是一回事，他認為，只有作這樣如實的切割，才能把重慶的有益探索從極左文革派的綁架中解脫出來。
蕭功秦說，他既反對極左派片面鼓吹重慶模式的唱紅打黑，也不同意激進的自由派把重慶在民生建設的積極貢獻也予以全面否定，其實，這兩派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把薄熙來與重慶混為一體。他說，對重慶模式應該用理性務實的態度。對待重慶探索，也應該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自從薄熙來事件後，社會上把重慶人所做的一切，簡單化地理解為薄熙來的陰謀奪權的手段與伎倆，因此不值得學習與借鑒。自由派知識份子認為，因為有了薄熙來這樣一個“壞人”，從他的動機上可推導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自己野心與陰謀服務的，既然從道德上看他充滿道德污點，所以重慶模式整體來說也就沒有價值，把重慶所做的對普羅百姓有益的民生方面的事也同時予以否定了。
蕭認為，這樣做會產生另一種後果，那就是，極左派會挑撥重慶民生建設中受益的普羅群眾，來反對中央政府對薄熙來事件處理，以此來達到東山再起。事實上，他們現在正在這樣做。蕭功秦說，早在薄熙來事件在媒體上傳出以後，許多人認為自由派勝了，但他認為，現在左右之爭遠沒有結束，而是走向更激烈的階段。他說他的估計很可能是不幸而言中。
左派在薄熙來出事後，勢力一夜之間被打弱，蕭功秦認為，左派有個思維上的嚴重誤區，左派認為他們需要一個奇理斯馬式的救星，這個救星既是左派的政治領袖，而且又是左派精神道德的化身，左派的成功與否，是與這個救星具體聯繫在一起的，當救星本身被發現是個與刑事案件有牽涉的陰謀家後，左派也就失語了。現在左派總是宣稱薄熙來事件是政治冤案，硬要為他鳴冤叫屈，可以說是一種不明智的駝鳥心態，就是出於這種糾結而擺脫不了。
地方一極的多元試錯的經驗，對於中國特別重要
蕭功秦表示，重慶模式是中間偏左，政府參與力度大一些，社會力量小一些，廣東模式是中間偏右，社會組織發展多一些，公民社會力量大一些，這種不同的嘗試本身就具有其多元意義，中國這麼大的國家，要走出困境，絕對不能單靠領導人在辦公室裡制定方略與設計，而是應容許地方與民間有更多嘗試的空間。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比中國清末改革成功，就是其試錯機制比中國發達256倍，因為日本由256個小的自主共同體構成，但清代是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試錯選擇只決定在晚清七十年中的5個人的手上：先是道光皇帝、再是鹹豐皇帝、慈禧太後、光緒皇帝、最後是攝政王，可以說，近代中國是一元試錯，日本是多元試錯，從這個角度來說，應該肯定重慶模式的探索。決不能因為薄熙來事件，而給地方當政者造成一種錯覺，似乎地方嘗試就是與中央分庭抗禮，搞獨立王國，似乎回到大一統去才是最安全的，其實，最高當政者應該也是支持地方作有益的嘗試的。
蕭功秦把他的觀點概括為，重慶探索與薄熙來事件並不是一回事，他認為，只有作這樣如實的切割，才能把重慶的有益探索從極左文革派的綁架中解脫出來。圖為薄熙來。(中新社)
1 条评论:
大名如萧者，原来是个思维不清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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