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記者柯宇倩／2012年是六四天安門事件23週年，23年來，平反六四的呼聲從未斷過。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愛略特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和國際關系教授狄忠蒲（Bruce J. Dickson）在接受《新史記》採訪時表示，如果中共正式重新評價六四天安門事件，等於準備進行一場快速、大規模的政治改革，但對於中國的政改前景，狄忠蒲不敢樂觀。
狄忠蒲為密西根大學政治博士，教授中國本地政治、東亞政治、政治改革、民主化、美中關係等，著有《中國的紅色資本家：黨、私營企業主以及政治變遷的前景》、《財富化為權力：中國共產黨擁抱中國的私營部門》、《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民主化：列寧主義政黨的適應性》等書。
經濟成長與政治發展沒有必然性
在中共即將更換領導之際，一些人認為有跡象顯示中國官方將重新評價六四。2月底，中國網路突然開放“趙紫陽”詞條和六四相關文字照片的搜索，清明時節，中新社發表了紀念胡耀邦的文章，被新華網、人民網等近百家媒體和網站轉載，網民也可登錄“趙紫陽網上紀念館”。
英國《金融時報》則引述中共高層的消息，溫家寶近年曾三次在不同的中共高層會議上，試探性地提出平反六四，以啟動他最近多次提倡的政治改革，只是溫家寶每次提出建議時都遭到反對，反對最激烈者之一為薄熙來。
但狄忠蒲沒見到中共準備平反六四的跡象。“如果中共正式重新評價天安門事件，我會非常訝異，因為這是與中共政權與政治改革有關的核心問題，會給歷史翻案，不論中共是將重新評價官方在六四時做的決定、重新定義學潮、平反趙紫陽、重新評價當時被捕入獄者，或即使只是宣布官方正考慮這麼做，都等於是傳達了一個強力的訊息：中共正準備進行一場快速、大規模的政治改革。”
狄忠蒲對《新史記》說，他不認為近期內能見到這樣的宣告，因為這就等於表示，1989年那樣的示威，以及那樣程度的社會動員是被允許的。
中共領導層換班子後，狄忠蒲認為新領導人有很強烈的維持穩定的意願，而不論是什麼類型的政治改革，每次都帶來難以控制的重大轉變，因此未來幾年，中共領導可能會更專注於經濟改革，而非政治改革。
“至少在新的領導鞏固自己的政權、在重要職位上安插上自己的支持者之前，都不會見到戲劇性的政治改革。還有一個問題是，即將接班的領導，還沒清楚表達他們的政治傾向，中共的領導遴選過程是很誨暗不明的，因此外界對新領導是否會繼續現存的政治型態，或予以改變、建立自己的一套政權，都還不清楚。”狄忠蒲對《新史記》說。
不少分析指出，中國持續的經濟改革將導致政治上的改革，因為中國人在經濟上獲得更大程度的自由後，也將開始要求政治上的自由。不過狄忠蒲認為，雖然中國的經濟發展創造出許多資本家，但資本家也可能為了物質上的利益、或擔心政治變化影響自身事業，而扶植一個威權政權，資本家對政治的關注，往往只在與切身利益相關的經濟問題上，即使資本家支持民主化，他們也很少是領頭者，但他們的支持力量，可以是國家走進入民主轉型的一股趨力，資本家只可說是“暫時的民主派”（contingent
democrats）。
中共支持一些企業組織，鼓勵黨政官員到私營部門裡，同時招募成功企業家入黨，都讓資本家成為中共的支持基礎之一，中共也吸納一些專業、高學歷的精英入黨，減少了潛在政治反對派出現的機會。
狄忠蒲認為，一些人經常會把經濟發展和政治變遷之間的關係簡單化，其實中共選擇性地釋放一些利益、補助、消減課稅，允許部分實際不具自主性的協會、商會的存在並給與支持，壓制可能威脅到自己的組織，決定哪些人可坐上哪些政治位置，同時管控言論，都抑制了中國政治改革的前景，中共的目標，是讓執政更有效率，而不是民主化。
狄忠蒲對《新史記》舉例，很多地方上的改革正在進行，這些改革的目的，是為了讓整個體系更好、更有效率，但不是要改變這個體制，因此當中國領導在談論政治改革時，他們說的通常不是更大程度的自由化、開放政治體制，或是讓新的團體和個人參與政策的決策過程，而是較小的規模、僅允許部分公眾參與的事項，如地方上的預算分配、公眾對地方官員工作績效的評估。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系教授狄忠蒲（Bruce
J. Dic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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