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勢必要一個“第二次改革” (11)
---朱嘉明先生訪談錄
陳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十二、中國房地產
朱:房地產成為中國主要的產業,是兩個因素造成的。一個是地方財政造成的。還有一個是,中國過剩的資本實在沒地方可去,只能夠流向房地產業。中國因為國土太大,它的房地產業是從大型城市擴張到二級城市,從二級城市向三級城市擴張。於是,房地產、城市化、資本過剩,變成同一個問題了。在這一過程中,房地產業所吸納的貨幣總量,是天文數字。只有當整個中國縣一級城市都蓋一遍房子之後,這個過程才會完結。我認為,這大概還需要三到五年左右。請注意,中國的房地產業從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大都市,向二級城市、三級城市推進,活生生地把城市化的水平從30%左右,變成了50%。
還要補充的是,中國的房地產業既造就了背負巨額房屋貸款的房奴,也造就了因為擁有房屋資產的有產階層。例如,只要是原本的北京人和上海人,只要過去享受過單位分房,或者舊家拆遷之後的房屋補償,大多數就不是真正的窮人。這種情況也發生在二級城市,甚至縣市的居民。
陳:按經濟學的一般解釋,資本過剩是利潤率下降造成的?
朱:這個問題觸及到中國宏觀經濟的一個要害。經過持續二十餘年的高經濟增長,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3000美元。但是,原本存在的二元經濟不僅沒有縮小,而且在加大。在實體經濟中,存在著發達地區和落後地區;在金融經濟中,存在著國家壟斷的現代金融體系,和游離於這個體系之外的民間金融。
此外,還有大規模的灰色經濟和灰色收入。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是:在國家壟斷控制的行業和部門,資本是充裕甚至是過剩的。但是,大量中小企業卻始終面臨資本供給不足的壓力,無法擺脫資本飢渴癥。中國資本的相對過剩,其實和利潤率沒有太大關係,而是和制度有很大關係。對於某些國家壟斷行業和部門來說,利潤率再低,資本也不會減少。但對於民營經濟,即使利潤率再高,也不意味著資本的供給。
陳:貨幣資本投資過剩,勢必推動通貨膨脹,刺激經濟增長。但生產過剩的最終邏輯後果,卻是經濟蕭條和增長率下降。您是這麼看的嗎?
朱:中國的宏觀經濟長期糾結於通貨緊縮和通貨膨脹的同時壓力之中,既要防止經濟過熱,又要維持經濟增長。所以,你看中國經濟學家二十年來關於宏觀經濟的分析和對策,幾乎都是圍繞這兩個問題。當經濟緊縮時,就主張積極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強調刺激增長。反之,為了避免經濟過熱,就主張採取緊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翻來倒去。
在我看來,中國的主要壓力是通貨膨脹,而不是通貨緊縮。這是因為考慮中國經濟問題時,一定要把政府作為一個最大的變量。中國的財政收入多年來兩倍於GDP增長,使得中國政府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實體和投資主體。舉國上下批評的公款吃喝、小汽車等問題,除了造成貪腐之外,也支撐了中國的GDP。巨額維穩費用,除了造成新的利益集團之外,同樣也支撐了中國的GDP。只要維持現存的政治制度,中國就會以避免通貨緊縮,維持和擴大就業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在生產過剩的情況下,繼續投資;在產品過剩的情況下,繼續生產;在通貨膨脹的壓力下,繼續增加居民的名義貨幣收入。這是一個寧可要經濟過熱,也不可能要經濟緊縮的政策取向。
如果中國政府因為懼怕社會出現不穩定而堅持不讓失業率上升,中國生產的東西會積壓得越來越多,總有一天會到達一個極限,其最終的後果就只能是失業規模完全失控。也就是說,中國的危機不會是一種從十度到二十度、三十度的逐漸擴散的危機,而一定是一次性大危機。(《中國密報》第4期)
還要補充的是,中國的房地產業既造就了背負巨額房屋貸款的房奴,也造就了因為擁有房屋資產的有產階層。例如,只要是原本的北京人和上海人,只要過去享受過單位分房,或者舊家拆遷之後的房屋補償,大多數就不是真正的窮人。這種情況也發生在二級城市,甚至縣市的居民。
陳:按經濟學的一般解釋,資本過剩是利潤率下降造成的?
朱:這個問題觸及到中國宏觀經濟的一個要害。經過持續二十餘年的高經濟增長,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3000美元。但是,原本存在的二元經濟不僅沒有縮小,而且在加大。在實體經濟中,存在著發達地區和落後地區;在金融經濟中,存在著國家壟斷的現代金融體系,和游離於這個體系之外的民間金融。
此外,還有大規模的灰色經濟和灰色收入。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是:在國家壟斷控制的行業和部門,資本是充裕甚至是過剩的。但是,大量中小企業卻始終面臨資本供給不足的壓力,無法擺脫資本飢渴癥。中國資本的相對過剩,其實和利潤率沒有太大關係,而是和制度有很大關係。對於某些國家壟斷行業和部門來說,利潤率再低,資本也不會減少。但對於民營經濟,即使利潤率再高,也不意味著資本的供給。
陳:貨幣資本投資過剩,勢必推動通貨膨脹,刺激經濟增長。但生產過剩的最終邏輯後果,卻是經濟蕭條和增長率下降。您是這麼看的嗎?
朱:中國的宏觀經濟長期糾結於通貨緊縮和通貨膨脹的同時壓力之中,既要防止經濟過熱,又要維持經濟增長。所以,你看中國經濟學家二十年來關於宏觀經濟的分析和對策,幾乎都是圍繞這兩個問題。當經濟緊縮時,就主張積極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強調刺激增長。反之,為了避免經濟過熱,就主張採取緊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翻來倒去。
在我看來,中國的主要壓力是通貨膨脹,而不是通貨緊縮。這是因為考慮中國經濟問題時,一定要把政府作為一個最大的變量。中國的財政收入多年來兩倍於GDP增長,使得中國政府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實體和投資主體。舉國上下批評的公款吃喝、小汽車等問題,除了造成貪腐之外,也支撐了中國的GDP。巨額維穩費用,除了造成新的利益集團之外,同樣也支撐了中國的GDP。只要維持現存的政治制度,中國就會以避免通貨緊縮,維持和擴大就業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核心。在生產過剩的情況下,繼續投資;在產品過剩的情況下,繼續生產;在通貨膨脹的壓力下,繼續增加居民的名義貨幣收入。這是一個寧可要經濟過熱,也不可能要經濟緊縮的政策取向。
如果中國政府因為懼怕社會出現不穩定而堅持不讓失業率上升,中國生產的東西會積壓得越來越多,總有一天會到達一個極限,其最終的後果就只能是失業規模完全失控。也就是說,中國的危機不會是一種從十度到二十度、三十度的逐漸擴散的危機,而一定是一次性大危機。(《中國密報》第4期)
1 条评论:
“中國的危機不會是一種從十度到二十度、三十度的逐漸擴散的危機,而一定是一次性大危機。”
同意此论断,而且为期不远,短则三五年、长则不超过十年,一定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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