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成仿 專稿
從事實和邏輯上看，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有兩個，一個是：自1978年以來，中國有的只是經濟體制改革（況且這個改革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完成，還在艱難行進中），沒有政治體制改革。所謂的冠以政治體制改革之名的政改，用黨的正式文獻中所使用的措辭表述，都是對以往政治體制的完善而非制度變革，由此，持這一觀點的人認為，1978年以來中國不存在實質意義的政治體制改革。另一個是：自1978年以來，中國曾經啟動過政改之門，但一直啟而未開。在這兩個回答當中我傾向後一個回答或判斷，支持這一回答或判斷的事實依據是：
其一，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被認為是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標誌。在這個講話中鄧小平提出了觸及政治體制但在我看來還不是政治體制核心的一些表層問題，如：第一，權力過分集中。用鄧小平的話說：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產生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第二，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第三，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
鄧小平只是觸及政治體制核心的一些表層問題。
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家長製作風，除了使個人高度集權以外，還使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為此，鄧小平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其二，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報告《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第五部分“關於政治體制改革”中極其有限度地提出了涉及政治體制改革的相關問題：一是認為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最終取得成功。趙紫陽在報告中說：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具體的領導制度、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著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現為權力過分集中，官僚主義嚴重，封建主義影響遠未肅清。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興利除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改革的長遠目標，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這是需要長期努力才能實現的。
但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同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一樣，是一個逐步積累的漸進過程。我們的現代化建設面臨著複雜的社會矛盾，需要安定的社會政治環境，絕不能搞破壞國家法制和社會安定的“大民主”。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辦事，是我們的特點和優勢，絕不能丟掉這些特點和優勢，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和多黨輪流執政。二是提出了幾個具體措施，如：實行黨政分開、進一步下放權力、改革政府工作機構、改革幹部人事制度、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等。
如果用今天的目光和標準來審視趙紫陽當年在十三大政治報告裡的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表述，可以說，十三大報告裡所論述的政治體制改革基本上與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的距離還有十萬八千里。
十三大政治報告與真正政治體制改革的距離還有十萬八千里。
其三，從1980年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到1987年趙紫陽在十三大政治報告中具體提出一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步驟和措施，到1989年6月天安門廣場事件後停止、取消政治體制改革，再到江澤民執政時期以及胡錦濤執政時期擱置甚至倒退政治體制改革，也就是說，從1980年到2012年，時間跨度為32年，總的來說，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一直處在啟而未開的狀態。
其間，有人可能認為始自1980年代的村委會選舉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內容，但在我看來村委會不屬於政權機構，鄉鎮以上才是政權機構，因此，村委會選舉不屬於政治體制改革範疇，如果實行了鄉鎮長以及鄉鎮長以上的行政首腦的競爭性選舉，這一類型和性質的選舉才夠得上政治體制改革範疇。
另外，有人可能認為始自2002年胡錦濤執政後的黨內民主的呼聲以及相關做法應該屬於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內容，但人們都知道，政黨的性質是社會團體，常態的政黨處於國家權力體系之外，因此所謂的黨內民主或黨內集權的增多或減少也不屬於國家政治體制的範圍。還有，有人可能認為始自朱鎔基出任總理後的1998年的大規模的政府機構改革應該屬於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然而，國務院系統（包括18大之後的所謂的大部制）乃至地方政府系統的機構變革都不是政治體制改革而是行政體制改革。綜上所述，作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到十八大召開前這段時間中國政改啟而未開的判斷，我想，是基本符合客觀事實的，因而也可以說是基本準確的。（全文見《調查》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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