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衡無孔不入的全球監控

斯諾登案後出現新詞I-Spy，指美國已成電子資訊時代的監控及間諜大國。它的重要警示是：如何約束防範國家間諜機構濫權問題；以及國際競爭必須合理，否則要面對民間「俠盜」的抗衡。

近代評論家史諾(C. P. Snow)曾說過：「科技是很棒的東西，但它用一隻手送你大禮的同時，另一隻手卻在背後，狠狠地捅你一刀。」史諾的意思是科技有它的兩面性，一面是好人，另一面則是惡棍。對於科技惡棍這一面，美國當代研究特務問題的專家、曾寫了《警察國家》這本名著的布羅德(David Broder)就指出，美國主管國家安全的特務機構濫用科技從事監控已到了極為恐怖的程度，因此他說：「國家安全，國家安全，有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

而最近爆發的斯諾登揭密案，已證實了美國的國安局不但對內監控人民的通訊及科技公司，甚至還對中國進行「三百六十度無死角」情報監控。它在代號「稜鏡」的計劃下，不但脅迫臉書、雅虎、谷歌等科技大公司乖乖交出各種原始資料，其監控的觸角甚至遠到中國大陸及香港。因為斯諾登的揭秘，現在已有了I-Spy這個新名詞，它指的是美國已成了這個電子資訊時代的資訊監控及間諜大國。

根據斯諾登揭密案目前的發展，我們已知道：美國的國安局、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等機構對內透過監控，已對人民進行了嚴密的控制，估計被監控的人多達數百萬。美國政府濫用公權力和司法權力，迫使各種硬體公司、資訊服務公司、金融機構等交出資料。這不但有利於它的控制，也便於美國針對特定對象發動網絡攻擊。二零零八年雅虎以美國憲法為理由，拒絕配合稜鏡計劃，不願交出資料。但華府提出控訴，秘密法庭支持政府，下令雅虎交出資料。這已顯示出美國特務機構、產業界、司法界已形成了一個「監控共同體」，參與的公司數以千計。

另一方面，英國《衛報》根據斯諾登提供的機密文件，報道說零九年在倫敦召開二十國集團峰會時，美英特務情報機構要監控俄羅斯、南非、土耳其等代表團的通話，截取各國的電子郵件，這個事件已鬧成國際大醜聞，在國際外交史上從未見過。中國央視最近指控，美國為了監控中國，曾派人混進研發殲二十戰機的成都飛機工業集團，試圖用錢收買研發人員但未得逞。中國的《解放軍報》已明言，美國已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竊賊。

當一個國家多行不義，就會出現俠盜。近年美國在國際上多行不義，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可說就是第一個網絡俠盜。當這種俠盜成了一種價值和趨勢後，更大的網絡俠盜即會一再出現，如果阿桑奇是林冲，斯諾登就是網絡時代的打虎英雄武松，他打的是美國這隻大老虎。

俠盜英雄並不好為，當權者一定會對他們加以醜化打擊。斯諾登為了逃亡方便，不至被立即逮捕或引渡，所以選擇香港為逃亡第一站。但因為香港地位敏感，遂給了美國政府及媒體醜化他是中國間諜或雙面諜的機會。例如美國共和黨前副總統、也是稜鏡計劃主要推手的切尼，他就說斯諾登是「賣國賊」，並懷疑他是「中國間諜」；美國也有媒體在「雙面諜」上做文章。　

其實斯諾登哪裏是甚麼中國間諜？他只不過是個有良心的普通美國公民而已。當他在工作中知道了美國的多行不義，於是他的公民道德心就出現了。

在斯諾登案上，美國前副總統戈爾表現得最好。他認為美國國安局的監控基本上已經違背了美國憲法，足可提出彈劾。除了戈爾之外，港人的表現立場亦可圈可點。逾半的港人反對將斯諾登遣返；香港政府則表示將會依法處理，不會按政治辦事，港府也對斯諾登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護；至於香港的公民團體也公開上街遊行，表示了支持斯諾登的立場。他逃亡的第一站選擇了香港，真是選對了地方。

斯諾登案將一些重要的時代問題推上了枱面。第一，乃是如何約束及防範國家安全特務間諜機構的濫權問題。近代國家的特務間諜組織日益強大，這些機構以國家安全為名，日益強化它對國民的監控，尤其是美國，它以反恐為名，監控得最厲害，這次美國總統奧巴馬就以反恐為理由來合理化稜鏡計劃。美國監控它的人民，其實已嚴重侵犯了人民的隱私權和自由權。近代政治學裏有一種寓壓迫於預防的概念，國家以預防為理由去做一些事，這些事實質已成了壓迫。國家對人民的監控必須有一套合憲合法的規則，意謂著監控必須有法院的裁定，不能任意而為，國家安全的口號是不容亂用的。

第二，國際的競爭規範必須合理，不能為了競爭而做出過分的間諜行為，不容將國際會議的場合也變成監控的戰場。英美連二十國峰會也搞監聽，這是極端的醜聞，今後絕對不容再發生。

奧威爾在《一九八四》裏曾預言「老大哥」的出現；在今天這個資訊電子時代，「老大哥」其實早已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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