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百年與宋慶齡的美國情人

亞洲週刊

殷惠敏

國民黨在台灣長期的黨化教育給孫文生平和思想帶上光環，距真實的國父形象越來越遠。國母宋慶齡近年被發掘出四十年代與美國文藝青年泰勒一段「姐弟戀」，並有拒婚信件佐證。神話光環褪色，反而更還給他們血肉豐滿的形象。


上個世紀默片時代，上海有一個有趣的小新聞說，某日戲院放映一部官兵捉海盜的西洋片，最後一幕出現海盜被官兵打敗捆綁起來的時候，海盜頭目站起來向徒喊話，站在後面的解說員看著一長串英文字幕，情急之下脫口而出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結果他被捉將官裏，罪名是「褻瀆總理」。

這樣的罪名現在聽起來好像有點荒唐滑稽，可是二零一一年為了籌備建國百年的慶祝活動，台灣文建會找人拍攝國父的傳記影片時，就有國民黨監委公開警告說，製片人絕不能對孫文學說妄加評論，或對孫的愛情生活加油添醬，否則出資的文建會就要受到彈劾。一霎時，好像「褻瀆總理」的陰影又在台灣出現了。

建國百年，時代是進步了嗎？有時候真要令人懷疑。

我想起年輕時在東海大學上「國父思想」必修課時，徐文珊先生一點完名回頭寫黑板時，後座的人就快閃溜出門，轉眼間跑了近三分之一的學生。一種思想要靠點名來維持，說來也很可悲。國民黨黨化教育對國父思想的包辦，當然只會把它變得僵化。不說別的，單是什麼「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教條，在六十年代後期的台灣，就是不符現實要求的。

平均地權沿自俄民粹派

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那個階段應該做的是「發達私人資本，節制國家資本」。死背教條有什麼意義呢？若說孫中山的思想是東拿一點西拿一點「拼」而成，其實並不為過。三民主義拿了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孫自己並不諱言。俄國民粹派反對階級鬥爭，主張用公平重分土地的辦法來消除貧富不均。孫也有同樣的想法。民粹派提出的「土地社會化」、「平均使用制」，也就是孫中山土地改革綱領中的「平均地權」。

孫後來在農業政策上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口號，原是蘇聯新經濟政策時期頒布的土地法中的一項原則。問題是孫的三民主義也好，建國大綱也好，在辛亥革命後的軍閥割據局面下，根本沒有實行的可能。何況後來在「以俄為師」的大前提下，建國計劃中的國有化措施和土地改革綱領，與國民黨原先的性質也有扞格。當初出錢出力支持孫革命的是廣東地區的地主和商人，以及與他們關係密切的華僑商人。建國綱領有了變化，地主商人難免疑懼，同一背景出身的國民黨黨員也無所適從。這也是為什麼出身富商的陳炯明會背叛他。

孫的政治活動是充滿矛盾的。他痛恨軍閥割據，可是他自己又不能不成為南方的一個山頭，與北方的軍閥玩合縱連橫的戰略遊戲。他痛恨帝國主義對中國政治經濟的支配，但他在廣州的臨時政府也不得不向英美法德求援。他以經濟上的讓步和特權作為西方國家給他財政和軍事援助的交換條件。在外國投資說明會上的情景是：掛圖一拉開，小旗子在上面插這插那，就像地產拍賣會一樣。對他來說，這是國際共同開發中國實業計劃的一部分。

孫中山是悲劇英雄

後來為了得到蘇聯的財政支援，孫也不惜對俄國顧問鮑羅廷展現出策略性的權宜。他於一九二四年八月三日講民生主義第一講時，駁斥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論和剩餘價值論，並說馬克思的預言都是錯的。當晚鮑羅廷就在廣東師範學院招待所內與他激辯，兩人不歡而散。但八月十日他講民生主義第二講時，語調就頗為緩和，並且說出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話來。這句話後來讓在台灣吃三民主義這行飯的人費盡唇舌來為他轉圜。

孫中山的革命是要在歐美的資本主義和俄國的社會主義之間摸索一條新的出路，摸索的過程一直搖擺不定，時勢的發展最後使他的想法完全落空。所以有人說他是一個悲劇英雄。在心理層面上，我一直懷疑孫和他的同志對辛亥革命是有心理負擔的。有一種把事情搞砸的負疚感。在革命的大破壞之後，理想主義無法落實，黑暗勢力一次又一次的反撲，即便是那微小的革命果實，最後也難逃被吞噬的命運。整個國家四分五裂，災難一波一波接踵而來，遭受最大痛苦的不就是他們所要拯救的人民嗎？孫自己也坦言辛亥革命後，已是「民窮財盡」。汪精衛對此也是痛心疾首，所以汪後來極力主張避免戰爭，成為一個堅決的綏靖主義者，不是沒有原因的。

孫早年受王韜、鄭觀應發，主張變法維新，但他的制度改革想法在朝廷那裏碰了壁，才憤然轉而從事推翻滿清的革命。如果認為凡存在即合理，後人便無話可說，要不然，相對於辛亥革命造成的長期大災難，中國的Edmund Burke也許會認為，那棟搖搖欲墜的清朝樓房，還是不推倒的好。恭親王不是也勞心勞神在擬定制度改革方案嗎？弄得成，中國逐漸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能免去多少血光之災？當然，誰都知道歷史無法回頭。幾年前大陸推出一部電視劇《走向共和》，我那從大陸出來的表弟看得如痴如狂，「怎麼慈禧時代就有那麼先進的想法？」他問我。對他來說，那頁歷史是一片空白。可是不久，那部電視劇就在大陸禁演。「有了一個共和（人民共和國），你們還要什麼共和？」

孫中山是了不起的。為了救國，為了理想，他甘願放棄安逸的醫師生涯，四處奔走，變成「四大寇」之一，過著流亡生活。可是這個自承喜歡女人勝於書本的革命家，難道喜歡後人把他神化？難道喜歡黨棍把他弄得道貌岸然？

張北海看過拒婚信件

我寧願多知道些孫夫人的傳奇。一個不到三十歲的美國小夥子法蘭克‧泰勒（Frank E. Taylor），在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中國，見到了寡居多年的孫夫人，情不自禁地墮入情網，烈火乾柴，燃起了一段纏綿炙熱的「姐弟戀」。四十年後，垂垂已老的他在紐約參加了華人悼念孫夫人的追悼會，遇見吾友張北海。他在酒館向張吐露了這個埋藏在心裏多年的故事，並出示孫夫人婉拒他求婚的一封親筆信。「確實纏綿炙熱？」我問。「確實。」「有沒有……」，「有。」啊，我的國母。

張北海看了那封用墨水筆寫的信，字跡娟秀，造句典雅，信紙已泛黃。相隔四十年的時空，一頁隱秘的歷史呈現在眼前。她感謝他的表白，但她無法同他去美國生活。她必須留在中國，許多事都需要她去做……「有沒有想過複印一份？」「沒有，那是他的私人信，我怎麼好意思開口。」最近我在網上找到《紐約時報》藝文版的一篇訃聞（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Frank E. Taylor從四十年代開始，從事出版事業四十年，為Harper & Brothers發行叢書，擔任Dell Books總編輯、McGraw Hill出版社總經理。一九六一年他還是亞瑟．米勒編劇、瑪麗蓮夢露和克拉克·蓋伯主演的一部電影《Misfits》（台譯《花田錯》）的製片人。那部影片拍攝的過程一波三折，拍完不久，男女主角相繼去世，在當時是轟動一時的大新聞。

Frank E. Taylor結過婚，也離了婚，他有四個兒子。一九九九年他過世後，那封珍藏的宋慶齡親筆信，也許還保存在他兒子那裏。

過去一年，兩岸為紀念辛亥革命聯手，又是舉辦國父伉儷文物展又是拍影片，一連串折騰，不管是那邊為統戰還是這邊拉選票，實在是「太多啦！」搞得小民幾乎要患「革命厭食症」。現在是中華民國一個新的百年的開始，該是向孫文說道別的時候了。

建國百年，孫文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