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10年间,异乎寻常的现象迭出。其中之一,就是群众组织创办的报刊铺天盖地,这与全国官方报刊种数锐减恰恰相反。据初步估算,类似《红卫兵》、 《东方红》、《造反者》这样的红卫兵报刊,竟有5000种之多。这些报刊是山头林立的各红卫兵组织的喉舌,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狂热浪潮下的变异文化现 象。它虽然只存在了短短3年,然在其初创、发展、鼎盛、衰亡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轶闻。
【红卫兵小报让人认识了“五大造反领袖”】
1966年5月底,中国的政治气候比自然节律提前进入燥热期。一群青年学生秘密聚集在圆明园遗址,兴奋地议论着从父母那里听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以“红卫兵”的名义,呼出了“造反有理”的口号。
8月1日,毛泽东写出致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热烈支持孩子们的行动。红卫兵的名声迅速在北京各大中学传播。8月18日,红卫兵登上天安门,第一 次正式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如同一场狂飙,席卷全国。在随后的“破四旧”和“大串联”运动中,红卫兵的传单、通令雪片般撒向街头。他们迫切需要代表自己 心声的更强有力的宣传工具。于是,第一张红卫兵报应运而生。
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红卫兵报,是1966年9月1日由北京六中红卫兵创办的《红卫兵报》和同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创办的《红卫兵》,这两份报都是八开四版。
北京六中红卫兵,是北京第一批红卫兵之一,积极参加了“破四旧”运动。由于有严重的打砸抢行动,既而又流露出维护“走资派”的倾向,该组织仅生存了一个 多月就被指责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刽子手”而解体。它所办的报纸,也只出了十几期便告夭亡。“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又称“一司”,成立于 8月27日。主要负责人由高干子女组成,政治态度与中学的老红卫兵相似,因而不久也被斥为“保皇司令部”,报纸销声匿迹前共出了二十几期。
9月中旬以后,随着对工作组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一批造反派红卫兵起而代之。不久,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东方红》,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红旗》,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清华大学“井冈山”的《井冈山》报相继诞生。
由于这些组织得到中央文革的首肯,其报纸逐渐成为众多红卫兵报刊中的强有力者,发行量很大,地质学院《东方红》报销量曾多达10万份以上。北京大学的 《新北大》报,虽然在8月22日就已经创刊,但最初以校刊的面孔出现,与红卫兵小报的模式不尽相同。该报因得到毛泽东亲笔题名而骤然显赫,后来成为“新北 大公社”和聂元梓的独家代言人。
通过《东方红》、《红旗》、《井冈山》、《新北大》这些高校红卫兵的小报,人们认识了北京五大造反领袖(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蒯大富),也由此领略了他们煽惑鼓噪的才华。
【为漏排一个“的”字,三番五次作检讨】
1966年12月初,林彪、陈伯达通过下发关于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把动乱之火吹向了经济建设战线。红卫兵的含义急剧膨胀,不再是青年学生的专利。红卫兵报刊队伍中,也涌进了大批工人、农民甚至军人主办的行业造反报纸。
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未受过新闻专业训练的人办的业余报纸,虽然内容空泛,“最最最”一类语言充斥字里行间,但必须承认就整体来说,错别字极少,比起我们 今天看到的街头小报,差错率小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内中原因说出来既令人感到好笑,又觉得悲哀。在那个绝对政治化的时代,报刊版面上的任何错别字,都可能 招致“反动”罪名,使本派陷于灭顶之灾。所以,办报者一面怀着极大的狂热搜索歌颂或咒骂的词汇,一面又战战兢兢地校对每一个字词,尤其是领袖人物言论的引 文。
在翻阅昔日红卫兵小报时,笔者看到一家造反名气颇大的《东方红》的几期,因为此前刊登毛主席语录时漏排了一个“的”字,不得不三 番五次地声明检讨,“从灵魂深处狠挖根源”;同时又板起脸来,呵斥对立派别不得借此“捞稻草”。诚惶诚恐之态,令人哭笑不得。有的老编辑至今感慨“文革” 时的校对质量,盖出于此。
【张春桥领导的《解放日报》也“犯下罪行”】
红卫兵报刊的另一个来源,是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各群众造反组织通过夺权,抢占上至省,下至地、县及本单位机关报。
1967年1月3日,面对各级党委已难以继续领导宣传工作的状态,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指出:省市报纸可以停刊闹革命,但不应停止代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航空版。
就在中央发出“停刊闹革命”的当日,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平安里三号——原《解放军报社》社,召见了从上海前来的造反派头目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在 座的还有聂元梓。张春桥神秘地布置说:“《文汇报》明天就要夺权,这是整个上海夺权的先声。”他要求王洪文等人立即赶回上海。
1月4 日,《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在当日报上发表《告读者书》,杀气腾腾地宣布“接管了《文汇报》”,“解放以来,《文汇报》罪恶滔天”,“《文汇 报》对党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旧《文汇报》必须彻底革命,彻底改造”。对于《文汇报》的被造反,人们颇有几分惶惑:“文革”的导火索——姚文元 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最早就发表在《文汇报》,这家报纸如何又“罪恶滔天”了呢?未等人们思索出答案,更奇怪的事情接踵而来。
1月6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发表了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的《告读者书》,宣布自1962年以来,“窃据《解放日报》社领导岗位的反革 命修正主义分子,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办报路线”,“这一时期的《解放日报》竭力为资本主义复辟做舆论准备,成了资产阶级的工具”,也“对党对人民犯下了 不可饶恕的罪行”。世人皆知,身为上海市委分管宣传的书记兼宣传部长的张春桥,长期以来一直领导着《解放日报》,如果说这份报纸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那么他这个领导又如何洗刷得干净呢?
【报社的“笔墨之争”变成“枪杆子之争”】
1967年1月8日,毛 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的谈话中,高度赞扬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夺权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此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机关报都陷入了夺权、“新生” 的混乱中。然而,并不是所有报纸的夺权都能找到张春桥这样的硬后台,因此在你争我夺中,爆发了一系列武斗流血事件。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决定由军队暂时控制 报社,但情况并没有立即好转。
在中央发出这一决定时,青海省委机关报《青海日报》,已被西宁市“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占据,他们刁难阻 挠军管,后又用暴力驱逐来社的解放军人员。当时青海驻军成立了联合支左办公室,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任副组长,联合支左办公室经研究决定,对报社强行军 管,并确定“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
2月23日,西宁驻军调动部队夺占《青海日报》时,群众组织与部队发生武装冲突,造成群众和 部队伤亡377人的严重事件,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青海日报》事件”。事后,林彪、江青乘机把此事说成是“二月逆流”在地方的表现,指责赵永夫是国民党, 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宣布予以逮捕。报社的“笔墨之争”变成了“枪杆子之争”。
在广州,1967年1月21日晚11时,几个红卫兵组织合并成的“省革联”,来到《广州日报》夺权,将报纸改为传播“省革联”声音的《新广州日报》。到了2月28日,“省革联”的夺权因未得到中央的承认而垮台,《广州日报》被军管。
3月14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驻广州联络站,在其编印的《新北大》广州版发表文章《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重新掀起夺权的轩然大波。4月 10日晚,广州市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冲击广州日报社,要求转载《新北大》的文章。就这样闹到了5月15日,广州一个学院的红卫兵强行封闭了报社,《广州日 报》因此停刊,直到1972年才以小报的形式复刊出版。其他如《云南日报》、《长江日报》、《广西日报》、《福建日报》、《北京日报》等,也都经历了类似 的过程,
在“全面内战”的局势下,控制省报攫为一个组织私有的现象,并不多见。被造反派或红卫兵组织改造为红卫兵小报的,多是省以下的地、市级单位的机关报。但这些报纸因为占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在印刷发行方面得天独厚,往往在红卫兵报刊中影响很大。
1967年夏季,全国红卫兵报刊数达到了顶峰。据不完全统计,北京有200多种,江苏、辽宁、四川等省都在300种以上。当年周恩来曾询问过四川重庆的 支左负责人,重庆市仅“反到底”派有多少种报纸?得到的答案是30多种。全国红卫兵小报最少的地区是西藏,仅有10几种。但西藏有藏文红卫兵小报《红色造 反报》,堪称全国一绝。
从办报人的职业看,学生、干部、工人最多,农民其次,甚至还出现了聋哑人造反组织办的《聋人风暴》,平反出狱的囚犯办的《红囚徒》报。如此五花八门,称之为“乱世奇观”,当不虚妄。
【“走资派”街头售卖红卫兵小报】
红卫兵报刊开始发行时,一部分自行发售,一部分通过邮局订阅。但后来因种类骤增,邮局也分裂为几派,通过邮发的只剩下影响大的几家报纸——多数都改为上街叫卖了。
1966年11月27日,上海“红革会”的人员来到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要求该处代为发行其批判中共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第九期《红卫战 报》,并要求此后要将他们主办的《红卫战报》与上海市委的《解放日报》一道发行。他们称之为“《解放日报》放毒到哪里,我们就消毒到哪里。”发行处根据上 海市委的指示,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一要求。3天后,“红革会”红卫兵进驻解放日报社,不准《解放日报》发行。12月2日,王洪文等人见有机可乘,也派“工 总司”的工人造反队进驻解放日报社。
上海人民和反对“工总司”的另一派群众组织,迅速聚集了50万人,把解放日报社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在报社外高呼:“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迫于内外压力,上海市委只得同意了“红革会”和“工总司”的要求。于是后来一段日子里,便出现了每一份《解放日报》伴随一份《红卫战报》“押解而出”的“奇观”。
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则另有高招,他们直接驱赶“走资派”上街卖报。1967年夏,北京外语学院等单位的红卫兵组织,勒令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及姬鹏飞等 人,到王府井街头叫卖红卫兵小报。一时间,“乔老爷卖报”的消息风闻全国,外国报刊还刊登了乔冠华等人街头卖报的照片,给我国的外事工作造成了相当恶劣的 影响。
【“中央文革小组的铁拳头”】
在全国红卫兵小报中影响最大的,当属《首都红卫兵》。说它影响大,和它创办者的名声有直接关系——它的创办者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自诩“中央文革的铁拳头”。
1966年8月28日,北京地质学院、林业学院、清华大学等20多所院校的红卫兵开始酝酿成立“三司”。9月6日,“三司”正式成立,由19个院校红卫兵组成。9月13日,“三司”报纸《首都红卫兵》正式出版。
《首都红卫兵》创办之初,编辑部只有三四个人。初创时举步维艰,编报人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家报社,跑了六家印刷厂,最后才在《前进报》排版,由北京市印刷 二厂印出。当然,随着“三司”的名声日益显赫,情况有所改观。由于“三司”的主要领导者都是“文革”初期受工作组压制的造反派学生,因此,“三司”一诞 生,便把矛头对准了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形形色色的小报中,《首都红卫兵》第一个在9月份刊出了批判工作组的文章;第一个在10月份提出了“一切 权力归左派”的“夺权”口号;第一个在11月份发表《打垮新的反扑》文章,充当中央文革小组的捍卫力量。
那段时间里,《首都红卫兵》的文章时不时被《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党报党刊转载。各地红卫兵报刊的转载更是频繁,有些言论甚至被当作各地“造反”和“支左”的依据。于是乎凡是“三司”支持的,就是中央文革支持的,谁与之看齐,谁便成为“响当当的左派”。
1967年1月25日,《首都红卫兵》发表社论——《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几天后,毛泽东看到了这份送到案头的小报。此刻他正在思考 一个问题:怎样使越来越失去控制的造反烈火回到秩序的轨道上来。几天前,他作出了要求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的批示,试图用军队的干预控制全国局面。但谁 是“左派”?在几十天内揭竿而起的林立山头中,全都“唯我独左”。于是他想到了大联合。
毛泽东在《首都红卫兵》这篇社论标题上划了铅笔红圈,要求各大报刊立即转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立即响应。被“两报一刊”转载,在当时是最高的殊荣,《首都红卫兵》报从此声名鹊起。该文的执笔者被调到了《人民日报》工作。
令人遗憾的是,“三司”自身就是一个制造分裂的能手。因此,全国的形势并未像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走向“大联合”,而是迅速滑向了“全面内战”的深谷。
【红卫兵小报如何由盛转衰】
说《首都红卫兵》的影响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份报纸的发行面之广,数量之多,是其他报纸望尘莫及的。
由于“三司”向全国各地派出了众多的联络站,煽动造反,《首都红卫兵》报也就有了各地分店。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67年1月底,“三司”联络站覆盖了 沈阳、重庆、长沙、南京、上海等40多个城市。《首都红卫兵》还在各地办分刊,在北京还有中学中专版。这些分店和总店共同发行报纸的数量,难以统计,据粗 略估算,鼎盛时期当不少于50万份。有意思的是,这么多分店,各自为战,难免与总店有不谐之调,以致在“内战”最酣之际,因支持地方的派别不同,互相声明 攻击,分刊批本刊,本刊宣布分刊为非法的“热闹”场景屡屡上演。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0月1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按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这两个通知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多如牛毛的红卫兵群众组织有的合并,有的解体,红卫兵报刊的数量、种类开始减少。
但是,在蒯大富、聂元梓等五大造反领袖控制的单位,情况并没有好转,武斗仍在继续,煽动武斗的红卫兵报刊仍在出版。
1968年7月27日,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却遭到了武力抵抗。毛泽东闻讯震怒,连夜召见“五大领袖”,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斥责。次日,工、军宣传队进驻各大学,结束了红卫兵造反派横冲直撞的时代,也结束了红卫兵报刊“指点江山”的状况。
此后,随着“清理阶级队伍”和毕业分配、上山下乡,红卫兵们离开了学校,大学红代会停止了活动,《首都红卫兵》也理所当然停刊。全国大多数红卫兵报刊都在1968年底至1969年初停止出版,只有少数改为革命委员会机关报,易名出版。
【毛泽东笑看小报,兴致盎然】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对与日俱增的红卫兵小报的关注,不亚于此前对红卫兵这一新生事物的兴趣。
1967年7月12日,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同学、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从长沙专程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文革”中出现的混乱情况,两人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毛泽东曾问周世钊:“你到北京后到了什么地方,看了些什么东西啊?”
周世钊回答:“我每天就是看书看报,有时也上街走走看看。我是住在北京饭店,北京饭店大门东侧就是王府井大街的南口,在那里每天有很多全国各地的各种小 报,有时我也乐意买几张看看……那些小报大都是报道全国各地进行‘文革’的情况,特别是以报道各地进行武斗情况的消息为多。他们报道武斗的消息大都采用战 争年代打仗发急电的方法,就是‘某某地告急、急急急、十万火急’。”
毛泽东听后笑了起来:“让他们告急去,急不了好久,总会要想个法子解决问题的。”
那天,周世钊向毛泽东汇报了“六六”事件,即6月6日发生在长沙的“工联”派与“长高司”派的武斗。没想到毛泽东对武斗的情况了解详细,如东塘是如何打的,河西又是如何打的,都一一道来。周世钊吃惊地问:“主席,你怎么了解得比我们还清楚些啊!”
“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嘛!”毛泽东说:“他们会时常向我汇报情况的。再说你看我的办公桌上,不是放着一大堆小报吗,有些情况我是从小报上看到的。”
那一堆摊在毛泽东办公桌上的小报,有些是地方上送来的,有些是毛泽东嘱咐工作人员从街上买来的。他对此看得很仔细,各不同派别办的小报都要看。
两天后的7月14日,毛泽东乘专列到了武汉。这是他“文革”中的第一次“南巡”,目的是要找出解决“全面内战”局势的办法来。所到之处,他仍然要收集、阅读大量的当地红卫兵小报。这成为他当时调研的一种方法。
然而,由于突如其来的武汉“720”事件,毛泽东被迫中断了在武汉的实验,转赴上海。在上海,毛泽东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依然阅读大量的红卫兵小报。
在上海“工总司”的报上,毛泽东批下了那段名言:“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 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段指示不久即被传布,反映了毛泽东由“乱”到“治”的思考,开始扭转“全面内战”的局势,使之逐步走向有所控制。
9月1日,毛泽东来到江西南昌,在和江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谈话中,他依旧兴致盎然地引用着从红卫兵小报上得到的见闻。当筹备小组汇报到南昌附近发生 武斗时,毛泽东说:《火线战报》登的“南钢失守,庐山失守”,已经收复了吗?接着,他又总结说:我看《火线战报》什么南昌告急,南钢、庐山失守,白色恐 怖,宜春农管,什么农村包围城市,6、7、8月间最紧张……紧张的时候,我看出问题揭开来了,事情好解决了。
对此次南巡未到的四川,毛泽东也通过阅看那里的红卫兵小报了解情况。1968年3月,周恩来在讲话中提到:四川问题,主席看得比我们多,主席是看了小报给我们讲的。主席许多小报都看了,比如重庆“八一五”、“反到底”派的,还有什么“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主席都看了。
【攻击中央领导人的“群丑图”】
在与外宾的交谈中,毛泽东也会说到中国的红卫兵小报。
1967年6月初,毛泽东在会见东南亚一位共产党领导人时,曾这样问道:我们的地质学院有个《东方红》报,你看到了吗?外宾说:我见到了。它的销量达 10万,有时甚至超过10万。在上海时,我曾向上海的同志说,最好把中国的报纸销售量统计一下,我想这个数字可能要比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销售总数还 多。毛泽东点头说:这些报纸何止几百种,有几千种。我就收到两百多种,看不完。
在阅看红卫兵五花八门的小报的过程中,毛泽东看出了不少问题,并采取措施制止了一些极端的错误做法。特别典型的例子是在1967年初夏,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突然发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报纸,就问道:“你手里是什么?”
傅崇碧说:“是刚出的小报,今天下午他们才送给我的……”
“我看看行吗?”傅马上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翻开,看到一份载有“群丑图”的红卫兵小报。在这幅图中,画着两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一人坐一顶,下面抬轿子的,都是被诬陷打倒的老一代无产阶 级革命家,共一百人。画面上,谭震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嘴里叼着一把刀子,陶铸鸣锣开道……傅崇碧心情十分沉重,他知道,这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示意下, 红卫兵们搞出来的。
毛泽东认真地把“群丑图”展平,看着看着,他把烟按灭,气愤地说:“胡来!这是丑化我们党的!”他侧过身子,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群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然而,那份“群丑图”已随着清华《井冈山》等红卫兵小报撒向了全国,造成了恶劣影响。在那段失控的状态下,已经无力制止和改变红卫兵小报的泛滥和狂热言论的传播。
几年以后,“群丑图”的作者,一个涉世未深的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学生翁某,也被打入“文革”狂澜的底层。此刻,他才痛心地追悔当初的所作所为。
【“鬼见愁”对联激起千重浪】
在浩如烟海的红卫兵小报中,有一份用年轻的生命写下耐人寻味文字的《中学文革报》,它浸透了编者和作者的血和泪。让这份报纸名闻遐迩的,就是该报创刊号上的《出身论》,以及作者后来的悲惨下场。
《出身论》的作者是失学青年遇罗克。他的父亲原是水利电力部的工程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从那以后,遇罗克陷入了苦恼的深思中。1960年,门门功课考试成绩都在90分以上的他,却没有任何大学录取,问题就在家庭出身的阴影。
当时十二三岁以上的人,都不会忘记1966年七八月间掀起的一阵“血统论”狂潮。7月底,北京石油学院附中等校的学生贴出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 子反动儿混蛋”,随即风靡全国。围绕这幅“鬼见愁”对联,在北京芭蕾舞学校、天桥剧场等地,召开了名为辩论实则一边倒的大会。与红卫兵挥舞的皮带相伴随 的,是社会上迅速分出了“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农民)、“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及“红外围”(其他劳 动人民)等家庭出身不同的阵营。不要说参加红卫兵须严格审查出身,就连买一些紧俏商品,售货员也会问一句:“什么出身?”若是“红五类”,可优先供给,若 是“黑五类”就没份了。
面对狂热的浪潮,遇罗克经过深思,写出了《出身论》一文。遇罗克写道:“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庞大的 数字,“出身几乎决定一切”,“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 究。”“究竟一个人所受的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 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最后,文章大声疾呼:“同志们,难道还能允 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仲秋10月,《出身论》被油印成传单,在人们手中传阅、抄录,引起了更多人的议论和思索。北京四中的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对《出身论》深表赞同。他们 找到遇罗克和他的弟弟,商议筹办《中学文革报》。不久,创刊号面世,《出身论》赫然刊于头版,文章署名为“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创刊号开印3万份,刚拿到街上就被一抢而光。重开机又印了6万份,几天内又销售告罄。《中学文革报》从一问世,就成为当时最热销的报纸。有的人还能忆起 当年人们争购《中学文革报》的盛况: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原人民日报社的铁栅栏外,拥挤的人群把手伸进去,极力想买到一份,一张报纸被两个人抢作两截,仍互不 相让地争吵着。持不同观点的一些红卫兵赶来,撕毁了一些报纸,立即引起人们的愤怒:“为什么撕报,不同意可以写文章辩论嘛!”在斥责声中,《中学文革报》 继续出售,更加抢手。
但这篇文章招来了激烈的反对和咒骂。《兵团战报》等多数红卫兵小报,都以《中学文革报》为靶子,开展了大批判。 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代表了反动的社会思潮”。面对强大的压力,遇罗克没有屈服,他五次上书毛泽东,汇报自己的 观点,希望得到理解。当然,这些信都没有能寄到毛泽东手中。《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了。不久,遇罗克被逮捕。
经过几十次审讯,戴上重镣和背铐的遇罗克,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一片狂热口号中,遇罗克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被剃光头发、身挂大牌的他,仍然昂首挺立。这年,他才27岁。
《中学文革报》还有一个殉葬者,即北京地质学院附中的女学生郑小丹。她因参加该报文章的撰写,并公开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18个质问,被红卫兵用铁丝网捆住全身,从四层楼顶扔下来,摔死了。
如今30多年过去了,但“文革”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它产生的背景和基础,仍值得我们深入地反思和检讨。
(作者胡楠仁,系文史学者)
来源: 《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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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心進行各方維穩 18大如期召開無懸念 社論 隨著全球矚目的薄熙來案件司法程序即將揭曉,中共18大的按期召開已經成為定局。這不但是因為中共黨內各派系已經在人事案上達成了初步的共識,並在今夏北戴河會議上得到最後批准,而且也因為中南海高層充分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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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將2012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歐盟,歐盟獲獎的原因是:「60年以來,這一聯盟和其先驅者為歐洲和平、和解、民主和人權等各方面的進步做出了貢獻。」 這樣的頒獎理由允稱客觀公正。第一,60多年來,歐盟從一個6國之間的煤鋼共同體起步,一路提升整合的層次,擴大整合的範圍,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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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对美国的感知,与他国对当今美国的认识恐怕相差无几,即美国正处在四大困扰之中。 其一,全球化时代,美国与西方的金融力量在重组世界制造的同时,也在逐步抽空美国等国的国内制造业,造成这些国家难以挽回的就业流失以及与此相伴的财富分配更加不均。 其二,美国的生活与消费方式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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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记者: 张楠 图片来源: AP 2010年8月27日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在长春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日 中国对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去世表示深切哀悼。中国表示,将和朝鲜共同努力,维护朝鲜半岛和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分析人士认为,金正日的突然去世给朝鲜和朝鲜半岛局势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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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記者邱國強北京7日電)中國大陸民運人士方勵之6日在美國逝世,大陸媒體截至今晚隻字未提,但仍有一些網友在微博上,轉貼港、台媒體對他逝世的報導,以及他在六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大陸律師向中央社記者表示,他對方勵之的逝世,感到非常惋惜;這名律師還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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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月刊》楊麟 2012年美國政治大戲——選總統。2012年中國政治大戲——選常委。十八大中共中央總書記是黨的核心,大陸十幾億人的皇帝,常委是核心周圍的最高領導集團成員。“常委是誰?”成為中國大陸政壇和港澳台及海外報刊的熱門話題、猜謎打賭、街頭巷議的新內容。現將耳聞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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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台北22日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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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記》姚監復 記錄 著名改革家、思想家杜潤生,中共最資深的農村問題專家之一,曾擔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從1982年到1986年連續5年 參與和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推動農村改革。杜潤生將迎來百歲壽辰,現將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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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參與昨日遊行的人均表示,七月一日會再上街,為李旺陽討公道。陳奕釗攝 【本報訊】六四工運領袖李旺陽「被自殺」,2.5萬名港人上街呼寃,多名參與遊行的市民均明言抗爭到底。既然候任特首梁振英無勇氣要求中央徹查李的死因,他們會趁國家主席胡錦濤7月1日訪港,再次透過腳步與汗水,要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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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早报 有消息称胡锦涛倾向于在18大上放弃所有权力,包括军委主席一职。若胡锦涛将悄然退休一事属实,不仅对习近平是个好消息,对正在努力确立领导层换届程序的中共来说也是好事。 薄熙来落马和其妻涉嫌谋杀的爆炸性丑闻引起海外媒体广泛注意,而对未来几年中国施政将构成重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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