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會議證明毛犯下的不只是認識錯誤

《新史記》柳江


（續前）廬山會議證明毛澤東犯下的決不只是不顧經濟發展條件、不顧生產能力和不講科學道理的錯誤。

1959年6月12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我過去只注意人和人的關係，沒有注意人和自然的關係，主要精力是搞階級鬥爭。去年北戴河會議才搞經濟建設，特別是抓工業。看來，我第一次抓工業，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義時那樣，第一仗打了敗仗。”對自己十分豁達。

6月29日，毛澤東在武昌乘坐的輪船上，召集各大協作區主任會議，他提出，廬山會議要討論的十八個問題，似有給經濟降溫，糾左之意。

毛澤東7月1日上了廬山。政治局擴大會議2日至8月1日舉行。白天開會，晚上跳舞、看戲、看電影。

毛澤東預備會議上就定了調：“八大二次會議的方針對不對？我看要堅持。”會議談形勢，大多數人對大躍進出現的問題提出尖銳批評，認為是得不償失。10日，毛澤東召集中央領導人和組長會議，強調團結，要思想統一，為“三面紅旗”辯護。

13 日凌晨，彭德懷要找毛澤東談話，毛已經睡下，就決定給毛寫信。他在肯定成績的前提下，提出1958年以來的工作問題，認為主觀原因是“小資產階級狂熱 性”。15日夜，毛對彭德懷的信加上一個標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批上：“印發各同志參考”。會議紀要起草組的吳冷西回憶：“我和家英、喬木、陳伯 達看到彭老總的信後一起議論，都覺得寫得不錯，同我們起草的《紀要》思想一致。我和家英都覺得由彭老總出面說話，有份量，作用大。但喬木說了一句話：‘也 可能適得其反。’。”

23日，毛澤東在大會上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我現在也不 放棄。”25日，毛做了四點指示，包括“現在對事也要對人”，“要跟動搖的、右傾劃清界限。”。26日，毛再在東北協作區辦公廳李雲仲的信上做了批示： “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這種情況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以上被稱為毛澤東放的三把火，廬山風向順勢大變，轉為猛批彭德懷，同時揪住張聞 天，黃克誠、周小舟的發言一起批判。

8月2日，八屆八中全會召開，大會認定彭、黃、張、周結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深入揭發批判這 個反黨集團和軍事俱樂部反對三面紅旗的罪行。林彪作為17日才調上廬山的援軍，他批判彭德懷反對毛主席：“毛澤東是個真正的大英雄，他也覺得他是個大英 雄。兩雄不並立。因此，就要反對毛主席。”據說譚啟龍因沒排上“俱樂部成員”，得以倖免。會後移師北京繼續批判。

9月1日，毛澤東把他這 次上廬山前後寫的兩首七律《到韶山》《登廬山》寄給《詩刊》主編臧克家和副主編徐遲，同時附一封信。信中說：“國內掛著‘共產主義’ 招牌的一小撮機會主義分子，不過是撿起幾片雞毛蒜皮，當作旗幟，向著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舉行進攻，真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毛澤東 告訴《詩刊》，他的兩首詩，也是答覆（全世界反動派）那些王八蛋的！毛的信和詩，經人民日報和全國報刊的轉載風傳，造成推動反右傾強大的階級鬥爭的聲浪， 全黨打出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300多萬人，分別受到開除黨籍、撤職、勞改的處分。

《二卷》只寫了繼續大躍進和國民經濟陷入嚴重困難，迴避 了1960年餓死人達到高峰。1960年5月6日，毛澤東視察河南，河南省長吳芝甫不得不談到信陽：“今年浮腫病多，主要是信陽專區，旁的專區也有一點， 不怎麼嚴重。信陽專區說病了十來萬人，正常死亡與浮腫病死亡也很難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陽專區可以增加好幾萬人。”4月份，中監委已經派李堅一行在調查 信陽餓死百萬人的問題，對河南和信陽的情況，毛當然清楚，一向喜歡嚴厲批評人的他，只說：“我們中央、省這兩級做上層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摘點 要點去望一望，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對於餓死人竟然如此地置若罔聞，完全喪失人性。

1959-1960 年，信陽、安徽、河南、廣西、貴州等地，已經發生人吃人，中國繼續保持高徵糧，高出口。1960年10月，各地餓死人嚴重情況都紛紛報給中央。中監委和中 組部工作組認定信陽地區餓死一百萬的事實。由周恩來主持起草《關於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緊急指示信》（《中央十二條》），11月3日下發，農村首先開始反幹 部“一平二調”的五風運動，同時開展“小秋收”活動。城市也組織大批人員上山下水，採集野生植物加工成代食品。最著名的有“小球藻”。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打倒彭德懷，證明他是個從不認錯，殘酷無比的暴君。《二卷》對大躍進之中的這場反右傾運動造成的更加嚴重後果，也只寫成是“党在社會主義艱辛探索中發生的曲折。”毛澤東建政10年發生的大饑荒，是在和平年代對人類犯下的最大的罪行。

50 年後，退休的新華社記者、《炎黃春秋》主編楊繼繩，在香港出版了《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墓碑》，他計算的結果是：三年大饑荒使得全國總人口減少 5333萬，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的兩部分人口。根據他在十多個省，對大饑荒課題的調查，與中外學者提供的數字做了比較，他提出3600萬這個數 字。但是，還是遠遠低於親歷者提供的資料。（《新史記》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