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7日星期六

胡平:给绝食者强制灌食是人道主义吗

在中国的监狱里,一方面,经常发生离奇的死亡,如躲猫猫死,喝凉水死,等等,另一方面,有些人在被捕入狱后,连裤腰带都给搜走,狱方唯恐你自杀。如果你绝食抗争,狱方会对你强行灌食,绝不让你饿死。在这些地方,他们好像比你自己还更珍惜你的生命。

我好几位朋友都坐过共产党的牢房,他们告诉我,每当他们绝食抗争,狱方必定强制灌食;还说这是人道主义。

我直觉地感到这里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本来,在监狱里,囚犯要抗争,手段很有限,绝食便是其中仅有的几种之一;但狱方若有权强制灌食,那不是废掉了绝食之功,那不是把囚犯们仅有的反抗权利都剥夺了吗?

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里,专门讲到过绝食和强制灌食的问题,讲到过绝食这种纯道义武器是怎样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失效的,讲到过“‘新型监狱’如何战胜了绝食”。

索尔仁尼琴说,在沙俄时代,绝食是一种很有效力的抗争手段。只要有囚犯绝食,沙皇的狱吏就惶惶不安,多半会做出这样那样的让步。可是到了共产党掌权后,“绝食的生气勃勃的景象变得黯淡起来了”。

索尔仁尼琴指出,绝食要有效力,它是以狱吏还没有丧尽天良为前提,或者是以狱吏害怕社会舆论为前提。共产党既是铁石心肠,再加上对媒体的垄断一手遮天,所以绝食很难有效果。你要绝食吗?那你就可能受毒打,可能被加刑,另外一招就是强制灌食。

索尔仁尼琴说,强制灌食“无疑是从动物园学来的”。强制灌食有如强奸,关键是“意志的扭转:不照你的办,而照我的办”。被强制灌食的感觉也正如被强奸--“精神上受玷污,嘴里甜滋滋,狂喜的胃在吸收,高度的快感”。

“几十年过去了--世殊事异。绝食--囚犯们的最初的和最自然的权利,对囚犯们自己已经成为格格不入和不可理喻的了,愿意绝食的人越来越少。在狱吏们眼里,它成了愚蠢举动或者是恶意捣乱”。索尔仁尼琴写道:1960年,一位囚犯在列宁格勒监狱宣布长时间绝食,检察长问他为什么要折磨自己,他回答道:真理于我重于生命。检察长甚感怪异,第二天就把这位囚犯送进疯人院。一位女医生向他宣布:你有精神分裂症的嫌疑。

几年前,在美国关塔那摩监狱,有犯人绝食抗议,狱方对绝食者强制灌食。2006年3月9日,来自英国和美国等7个国家的260多名医生,在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一封联名信,指出,用强制灌食的方式来解决在押犯人绝食抗议的问题“无疑是错误的”。联名信呼吁美国关塔那摩监狱管理部门准许在押犯人绝食而死。

医生们要求,对绝食犯人进行强制灌食的军医必须受到惩罚,因为他们违反了禁止强制灌食的国际医学协议。医生们在信中说,对绝食者如此做法,医生的最基本职责是要承认犯人有权拒绝。

联名信里提到的国际医学协议,是指在1975年10月于东京召开的29届世界医学大会通过的《东京声明》。该声明在2005年和2006年两次理事会会议上又分别修订。其中第六条是:“当囚犯拒绝食物/饮水,且医师认为他(她)的自愿绝食出于自主、充分理性的判断时,不得对其进行人工喂食。囚犯作决定的能力应经过一位以上独立医师的确认。医师应该向囚犯解释绝食的后果。”

医生的使命是救死扶伤,可是在这封联名信里,医生们却要求准许别人绝食而死。乍一看去十分荒谬,其实,这反映出两个价值的尖锐冲突:一个是爱护他人的生命,另一个是尊重他人的意志(这不等于赞同他人的诉求,例如那260多名医生就未必赞同关塔那摩囚犯的诉求)。这两个价值都十分重要。然而当二者不可兼得,只能选择其中一个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尊重他人的意志更重要。

平常我们说反对强加于人,说要尊重别人的意愿,那都很容易。可是放在绝食者强制灌食的问题上,尊重别人的意愿就意味着准许别人绝食而死,反对强加于人就意味着反对挽救别人的生命,那似乎又显得很不近人情。

不消说,共产党对绝食的囚犯强制灌食,绝不是出于人道主义。那仅仅是因为,面对囚犯的绝食抗争,它既不肯让步,又不肯承担别人绝食而死的责任。相信这一点一般人都能看得清。但问题是,给绝食者强制灌食毕竟是在保护生命挽救生命,看上去好像倒是占据了道义制高点。一般人明明感到不对头,却也很难理直气壮地去反对。

不过,我们若是站在绝食者的角度想一想,问题就清楚了。绝食常常是人们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境时仅有的表达抗议、申张诉求、维护尊严、坚持独立意志的手段之一,强制灌食实际上是对这一抗争手段的否定。

《东京声明》告诉我们,即使对以救死扶伤为使命的医生,也应该把尊重他人意志置于首位。因为所谓尊重他人,说到底,就是尊重他人的意志,尊重他人的自主决定;哪怕你认为他的决定对他自己是有害的,但只要他的决定无损于别人的权益,你就无权强行阻止。

例如婚姻自主,现代人都承认婚姻自主。其实,过去很多当父母的硬要替子女包办婚姻,何尝不是为了子女好,不是为了子女幸福呢。但尽管如此,父母仍然无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即使出于爱心,也无权强加于人。

我们知道,绝食抗争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绝食事件的公开程度(现在的中共已经不可能一手遮天),受公众关注的程度,以及公众对绝食者诉求的赞同程度。这首先就要求我们对绝食这种抗争方式有正确的理解,对狱方强制灌食的错误做法有清醒的认识。我写下这篇短文,目的正在于此。

《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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